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

　　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在王太太一生坎坷的经历中，经上的话始终是她的力量和安慰。

　　在狱中，她受到无理的虐待，特别是有一个同犯抓她头发，并把她的头发成咎地揪下来，对她拳打脚踢，她就想到以赛亚书50:5-7节，经上的话给了她力量，让她知道自己也算配为主的名受辱。因此，她不仅能忍受、并能胜过，心中充满喜乐和平安，并能饶恕苦待她的人。

　　当时曾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见王太太受这样的苦，就对她说：「你心中有神，口头上对他们说没有神就可以了。」王太太当时就拒绝了这种体贴肉体的劝告，仍坚持说：「我一生的经历证明，神是确确实实的。」后来这位修女得了一种怪病——不能说话，也许这就是神的管教吧！

　　在狱中有一个年轻的女犯人，是个作恶多端的女流氓，人们给她起个外号叫「小辣椒」。这人在监狱中仍旧恶习不改，人们拿她没办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狱中配合外面的运动在犯人中间也有批斗的举动。这「小辣椒」几次带头动手殴打王太太并撕扯王太太的衣服和头发，造成王太太多日的伤痛，好几天头发都梳不通，一直到管教人员制止后，她们才停止欺侮王太太。过了几年，这「小辣椒」刑满，和一个刑满就业的男青年结了婚，分配到劳改农场的一间小屋，并生了一个孩子。王太太因年老体弱，又兼左眼失明，就被分配替「小辣椒」看孩子。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出于神的手，就像一个学生面对一张试卷一样。70年代全国经济很差，狱中供应就更缺乏了。政府改变了以往不许犯人送吃的东西的规定，准许每个犯人指定直系亲属每月可以寄一斤食品给他们。当「小辣椒」的孩子哭闹时，王太太就把自己有限的糖果饼干取一些喂孩子。那孩子只有几块尿布，王太太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撕开，给孩子当尿布，还要把哭闹的孩子哄抱到睡着。这样的爱心，只能来自我们的主爱仇敌的心。她从神手里接受了这份试卷，答的非常好，使神的名得了荣耀，满足了主的心，也叫仇敌羞愧。据说，这「小辣椒」因王太太的行动很受感动，对她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在邯郸的时候，有一次王太太突然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被送到监狱医务所。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几天后再复查。当时监狱内有规定，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以防发生意外。因此，王太太就将她的药交给她的组长了，并说明医师指示服药的要求。组长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点两三次眼药水，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点一次，门儿都没有。」这样，还能说什么呢！正像保罗说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4:12-13）几天后，王太太的左眼就因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瞳仁爆破失明了。神要让祂的孩子学谦卑，虽然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了，可是还要比别的罪犯再降一等。王太太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说这组长是无知加上心狠，并没有更多的抱怨。这事若换了别的人，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了，还不闹翻了天？可是王太太却默默地接受了这原可以避免的创伤。

　　她的眼压越来越高，以致引起头部剧痛。疼的时候，她的身子都不由得蜷曲起来，大声喊叫，看见的人都很同情她。这种病只要常滴降压的药物，就能缓解。可是由于当时不能及时滴眼药，以至延误了医治。当时和她在一起劳改的姊妹们同心为她祷告，她自己仍是信心坚固。瞳仁爆破、眼压下降以后，她失明了，但头疼也没有了，就经常听见她低声吟唱《基督徒诗歌》第78首「求拉我手」。歌词是：

求拉我手，使我与主日亲近，
靠主身旁，以主为乐为望。
求拉我手，否则我即将失迷，
无主同行，转瞬我便走错。
求拉我手，因我前路甚幽暗，
不见主面，便如黑暗无光。
因藉信心，得见我主大荣耀，
我便高歌，满心喜乐洋洋。

　　1970年，全国掀起「斗私批修」运动。监狱里也不例外。这运动在监内是抓那些在改造中偷东西的，占公家的便宜的，搞包庇拉拢的「反改造」分子。那时犯人经常被调动，说走就走，行李多的就很不方便。干部要求大家精简行李，王太太因东西最多，衣服也多，她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就喊着说：「刘景文的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就对她说：「刘景文啊，你东西这么多，就给你展览展览吧！」于是在一个大席棚里开她的展览会。把她所有的衣服，像旗袍、丝袜等等都挂起来，说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服装，贴上标签，标明这件是什么，那件是什么。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极尽歪曲羞辱她。接着就开批斗会，开始有人动手打他，队长到场制止，她才算没再挨打。

　　有一位名叫常丽德的犯人，在1960年因信仰被捕，判了十三年。在监内，她放弃了信仰，对王太太批判得特别起劲，以表示自己立场改变、靠拢了政府。她在会上说：「相信耶稣是童女生的，哪有这回事？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我就不跟他一块儿，看会不会生孩子？没有这个事。」还说：「王明道在讲道时，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聚会一完，就直奔献金箱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去聚会呀？」这常丽德出监后，才恢复信仰，她出监不久，王太太也被释放了。王太太听说她家在乡下，生活得很困难，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你还寄钱给她？」王太太却没有这样想，而是仍以爱心待她。到王太太离开农场，真正回到家里，常丽德便写了一封信给王太太，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世界了。

　　有一次，同监犯人在批斗殴打王太太的时候，王太太因为疼痛就大声喊叫，想叫守卫的人听见好出来干预，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因为那天各个监号内都在打人，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政府对这些事是默许的，所以干部故意躲开，或干脆不来，让犯人互相批斗，出了事，顶多处分一两个犯人就算了事。

　　第二天仍继续批斗王太太，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个人因贪污被判刑，使王太太吃了很多苦头。她这样做了以后不久，颈部就患痈疽，王太太却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回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基督徒会堂的信徒萧语平姊妹。萧姊妹跟她一起祷告，在灵性上很追求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犯们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你要是说有耶稣，你就甭打饭；你要是说没有耶稣，你就可以打饭吃。」于是王太太便去找队长，问：「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说没有耶稣，我就可以打饭吃，如果我说有耶稣，就不让我打饭。如果政府真有这个规定，我就不打饭了。」队长对她说：「你打你的饭。」她有了队长这句话，就打她的饭，也没有什么事。可是和她一起坐监的陈善理大夫（原是北京香山恩典院的负责人），她人太老实，不问个究竟，以为这真是政府规定的制度，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吃。她本来身体有病，再不吃饭身体就更不行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太太的智慧，她能分辨哪些犯人自己出的主意，哪些是政府的政策。

　　每次王太太在挨打的时候，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上曲子的以赛亚书50:5-7：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诗歌，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

　　政府要求并鼓励在监狱里的犯人彼此检举揭发，谁检举别人多，谁就是靠拢政府，说明谁改造的好，也就有可能被减刑或提前释放。可是王太太从来不记仇，更不会去检举别人。

　　她在服刑的期间，是不许给丈夫写信的，所以整整有十五年，他们夫妇俩互相不能通讯息，所有的讯息都是透过上海王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互相转告。王先生在山西写信给他的岳母，岳母把他简单的情况再告诉在河北邢台的女儿。女儿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就把情况告诉女婿。就这样，通过第三者来传递彼此在狱中的消息。

监督劳动时期

　　王太太服刑15年后，于1973年4月底刑满释放，仍留在邯郸，不能回家。因为当时的劳改政策规定：凡是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的犯人，虽刑满也不能迁回原地，只能留在监狱外的农场住宿、劳动。每月发给一份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可以在劳动的农场范围内自由活动。这种人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家里人也可以随时来探望，每年可以享有一次的探亲假期请假回家；除此之外，就跟服刑犯人的处境差不了多少。王太太的儿媳蔚芷每月都给她寄点吃的，像炒面之类的，放上糖，她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当面糊吃。

　　1973年9月中旬，王太太由邯郸调到石家庄劳改农场监督劳动，一直呆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1976年9月又调到邢台唐庄农场。1977年，因为她眼睛失明，才被获准回上海她儿子的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当时一般监督劳动人员多终老于劳改农场。

　　王太太在石家庄劳改农场时，一次，她侄女婿出差到石家庄，曾陪同她于一个主日坐火车去阳泉荫营，看望她丈夫王明道先生。那时是夏天。他们上了火车后，车厢的窗子开着，他们挨窗口隔着小桌子对面而坐，火车开离了监狱管制的地方，身旁也没有其他乘客，他们姑侄俩便大声唱起了《基督徒诗歌》第一首「赞美上主」。因为当时没有《基督徒诗歌》的歌本，只能靠记忆，俩人共同回忆歌词的内容，竟把六节歌词一字不差的全背下来了，王太太那高兴劲就甭说了。她侄女婿提起这事，至今记忆犹新。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如灯在天群星荧荧，主定其数主命其名，
我主智慧深逾海洋，世人心思难断测量。
至尊上主恩惠无边，手铺白云遮瞒青天，
普降甘霖滋生禾黍，点点是恩不空入土。
芳草满山嘉谷遍地，华美衣冠无此艳丽，
畜食禽粮尽出主手，虽小麻雀也不空口。
被造能力又何足云，无论是物无论是人，
心性虽灵肢体虽巧，自主看来尽属微渺。
因主最爱惟有圣民，以祂为子眷顾殷勤，
知祂敬畏知祂顺从，爱祂克肖自己形容。

　　王太太在石家庄劳改场监督劳动的时候，和张锡恩姊妹在一间南屋里同睡在一条炕上。王太太的侄女婿来看望她，带了些吃的给王太太，想给锡恩姊妹一些，锡恩姊妹不肯受，因为她当时是小组长。她们当时虽已刑满，但同案之间来往仍受监督，压力很大。王太太趁还给东屋的语衷姊妹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的机会，巧妙地将一斤巧克力放进缸子里，盖上盖子送过去了。那时，在监督劳动的场所，要吃点好东西是很难的。

　　王太太刑满后，知道自己的丈夫还在捆锁中，就向政府提出要求给王明道写信。后来政府许可了，她马上就给王先生写信。她做事非常地细心，把收到的炒面又给王先生寄去，还在信中叮嘱他：「要省着点吃，恐怕以后不常有的。」因为那时正当文化大革命中期，交通各方面都很混乱，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她恐怕不能长久这样不断地带食物给自己的丈夫，所以一再地叮嘱他：「你要省着一点吃。」

　　1976年春天，王太太和另外两个犯人同室，三个人同睡在一个由砖块堆成的大炕上面。这炕一面靠墙，另三面是用砖块围成约五十公分的外壳。内中由各人拾来的碎砖块填到一定高度，再在碎砖上面填一些禾草杆，褥子就放在禾草杆上，就这样睡觉。大家一齐动手修建时，王太太因年老体弱，又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所以各自拾砖时，她只拾了够填一半高度的砖块，砖就给人抢光了。她又没有力气把砖块垒起，就在砖块的凹处铺点禾草杆，再铺上褥子，就这样睡觉。她侄女到邢台唐庄农场监外劳动营中探望她时，到院中想拾些砖给她修理修理，但院里那时正搞卫生，一块砖也没有了。她对侄女说：「你老远来呆一天就走了，干嘛把时间干了这些呢？咱们说话还来不及呢？你若真把砖铺成平的，我这么瘦，反倒硌的疼。我睡在这个凹的炕里挺好的！」她还是这样一个凡事谢恩，凡事知足的人。真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1-13）

　　同年秋天，王太太的侄女再去看望她。同室中王某某回北京探亲去了，她侄女正好能在这个空铺位上住两天。这屋里一共住了四个人，同睡一个大通铺。进门的第一个铺位是位刘某某，因和儿子多次拦路抢劫而入狱。第二个铺位是王太太睡的。第三个铺位就是回家探亲的王某某，她因与小叔子通奸、合谋害死丈夫而被判刑。第四个铺位是位张某某，她是药房的工作人员，因偷窃大量药品而入狱。

　　在服刑期间，犯人不许交头接耳，更不准谈及彼此的案情。有了事情发生，必须向政府检举汇报。犯人间也彼此不知姓名，都有指定的代号。但刑满后，这种监规就不再适用了。她们之间可以随便交谈。这时候，就有人问王太太：「为什么在服刑中，人们多次无理的待你，甚至是违反监规的，你不反抗，不举报。出来后，也不报复她，还拿自己的东西帮助这些人呢？」王太太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在信主前，和她们一样是罪人，然而主救了我，叫我明白了真理，所以我只要按圣经上神的话来行事为人。」于是，就藉着这样交谈的机会将福音传给了她们，其中王某某就这样认罪悔改了。王太太让她进一步地认识到：公安局认为是罪的，当然要接受因犯罪而应得的刑罚。但即使是在人眼中不认为是罪的思想、意念、说话和行为，在神圣洁的眼中算为有罪的，也都要向神认罪、向人赔罪，真正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接受耶稣作为她个人的救主。后来，王某某年老回北京住在儿子家时，还给王太太写信交通，末了她患了癌症，平平安安地被主接去了。王太太右边睡的是强盗刘某某，左边睡的是通奸杀人犯王某某，神的孩子睡在这样的两个人中间。按人看来，是多么叫人无法忍受的事。但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两个强盗中间，「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赛53:12）。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太10:24），王太太身上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为主的缘故忍受所临到她的一切苦待，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并存怜悯的心。为此，神差她到福音传不到的地方去，使用了这件经过锤炼的器皿，做成了祂所要成就的工。

　　在监督劳动期间，有一个女犯人对王太太很不好，时常欺负她，她却从不记恨。她们使用的厕所是蹲坑，那女犯人上厕所不能蹲下，有的时候她的腿就僵在那里，半蹲半站得动不了。每当这时候，王太太总是进去，想办法把她搀扶出来。她因为蹲不下，便站着撒尿、拉屎，于是裤子上、衣服上又是屎又是尿，王太太就给她洗给她涮，别人在旁边就讥笑王太太，说：「她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她？」

　　王太太在监督劳动的期间，曾回上海几次。每年只能请一次探亲假，每次只能请假半个月。每次回上海时，她都让儿子王天铎买塑料水桶，一买就是四五个，因为在就业队里没有这种塑料水桶。打水、提水用的都是木桶，很笨重，她也提不动。队里有很多老人，生活很困难，洗脸、洗脚都得从井里打水。所以她买了那些塑料水桶拿回去，跟她们一起共用。当政府让她离开农场、正式回家的时候，她就把这些东西都留下给别人了。那时候，塑料制品还很少，价格也很贵。一般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一个好一点的塑料桶要十块至二十块左右，一次带四个五个塑料桶，还有塑料脸盆，是要很多钱的。可是她为别人着想，不辞劳苦、也不惜花费。当然，她也花不起这些钱，都是儿子为她预备的。

　　1973年秋，王太太第一次请假回上海，看望十五年未见到面的九十四岁高龄的老母亲。她儿子天铎去车站接她，却错过了，没有接着。等她儿媳下班回到家中，看见王太太正抱着周岁的孙女儿清音玩，从阳台上跑出又跑进，她和孙女都咯咯地笑个不停。

　　她儿子当时的住处只有一间房间，王太太一来便住不下了，王太太的母亲就到浦东天铎表弟家住。她们母女同住了十天以后，王太太就回石家庄去了。没想到这次相见，却成了她们母女的诀别。王太太的妈妈是在1974年1月被主接走的。

　　1975年王太太请了探亲假，在儿子天铎的陪同下，去山西荫营看望她分别了17年的丈夫王明道先生。1976年，王太太一个人又回到上海儿子家中，她们儿孙三代快快乐乐地度过一个月。她儿子又给妈妈买了些生活用品，如塑料水桶脸盆等等，王太太就回石家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