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静的一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沦陷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恢复了它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统治权。可是仅仅过了四年，政权再度易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人民政府，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对于王明道先生来说，四十年代也确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九四二年日本人统治华北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严酷的属灵战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为此深深的感谢神，并且从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更加严酷的属灵战争就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的王明道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人民的新政权，应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在他二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解放军入城……予出至市，正过马拉炮队，后为步兵。军乐前导，奏中乐调。后为军鼓号，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

　　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但是在北平教会和传道人中间，确是有人心存惧怕和怀疑。早在一月三十一日（旧历正月初三），解放军还未进城之前，北平各教会即已筹备应付时局之转变。王先生慨叹那些无信仰、无使命，只求随时应付环境的传道人可怜万分。在他二月八日的一篇讲道《翻腾的海与止息风浪者》中，他劝勉圣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应运而生。连续三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环境，以图生存。这就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计议怎样维持工作。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事：封闭礼拜堂、逮捕传道人和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王先生去该市圣会所①讲道一周。每次他坐在三轮车上路过旧法租界的山西路、赤峰道口时，都会看到那里天主教修道院的一片砖墙上，用白漆自右向左所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这条标语至少保留了二、三年之久。他每次去天津讲道时，都看到这条标语，所以他深信共产党是给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况且解放一年来他去全国各地讲道，特别是他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地讲道，途中从没有任何人盘问他，讲道也没有人干涉他，而且聚会的人很多，因此他就愈发相信共产党是不干涉信仰自由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实在是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 ①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布道团的基础上成立的，起初由张周新、陈善理夫妇负责。张周新、陈善理到北京负责香山恩典院后，请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弘道去带领聚会，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天津基督徒圣会所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的走向

　　全国平定以后，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徒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中国教会的命运会和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船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他一提倡，谁敢不答应？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同年四月到了北京，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革新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王先生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几个省市领会。五月二十六日他在和长沙各教会领袖谈话时，有人以为他也是基督教访问团一伙的人。他们请他报告北方教会状况，他说他不清楚其他教会的情形，但知他所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一切如常。回到北京以后他才知道，情况已经与前大有不同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参战。七月二十七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参战。到了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就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一件事成了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革新宣言》发表在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是支持帝国主义呢，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二十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第三章　五十寿辰的前前后后

　　五月下旬，王先生在武昌领会期间，想到自己将届五十周岁，思绪万千。在他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省的话：

　　「今夏七月，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此二十五载中，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不堪回首。爱心不足，心思不洁，言行不谨，事神不忠，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不但能继续为神做工，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晨八时三十分）。」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见他有极其远大的抱负，不只要继续为神做工，而且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也实在悦纳了他的心愿，并且把他一生的工作推到了一个顶峰。

　　六月三日他由汉口返抵北京。在翌日上午的礼拜中他传了一个信息，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预示一场属灵的争战即将开始。七月二十五日他五十寿辰那一天，上、下午前往祝寿者达二十余人，各人赠送他一些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但他仍能忙中抽暇写了《五十年来》一书的「序言」约七千字。晚上，夏令特别聚会开始，当日的讲题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讲到他从出生到十四岁信主道这一个阶段。

　　八月中旬，他去天津领会。八月十四日他在津时，想到基督徒会堂工作之重要，心有所感，当即在他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北京教会之工作何等重要，非惟数百人进退安危之所系，亦全国教会之所关，予竟轻忽怠惰，不加注意，不恳切为之祈祷，不殷勤忠心工作，视神家与神工犹儿戏，真重负神恩之托付。今日午后思及，惭愧交作，此次返京后，再不能不重新振作，好好为神作工矣（下午五时十分）。」

　　从王先生的话里可以清楚看见，他已经认识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必须为神的名站住，并且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想到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既是惭愧，又是惧怕，因而极力自勉，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使命。

　　九月三十日，《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了。三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三年之前，他曾接受一位青年圣徒的建议，写一本他的自述，乃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着笔，到一九五零七月为止，共写了七章。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冬他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而成是书。《五十年来》的出版，为中国教会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第四章　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三事

　　人过半百，阅历可能增长不少，然而性格却常常没有太大的改变。王先生也是这样。在开始谈王先生夫妇二三事之前，对他们二位的性格，似应有一介绍。谁最有资格做这件事呢？知父者莫如子，下面是他们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元旦在《福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和母亲》中的几个片段：

　　「如果有人听过我父亲讲道以后，还想知道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脾气的话，那么这里便可能有一点在主观环境中的客观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一部分好的，也一样包含一部分不好的，好在我父亲平日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那种哲学根本就不太推崇的。」

　　「我父亲的胸襟宽大还不够理想，因此往往因为一两件恼人的事，脸上的颜色、形状就都有不少的改变，不过有时仍能不致影响工作。例如两年多前宋尚节博士的丧事礼拜的时候，因为汽车误事，开会时人未到齐，我父亲便急躁的了不得，但那次的讲道仍然是我所听到最感人的几次讲道中的一次。自然这并不足为训，还是以能不生气为最妙。所幸这几年已经好的多了。」

　　「我父亲的工作，很得力于我的母亲，这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不过『得力』二字用在这里似乎极为不妥，恐怕很少有人是这样得力于『掣肘』的。因为在许多习惯上——甚至于有些见解上——我父亲的与我母亲的恰好相异。例如我父亲好讲礼貌，而母亲以为待人主要是使人觉得亲切；父亲雅好清洁，因此有时在聚会前去指挥扫院子，而母亲觉得应当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保持清洁；父亲讲道时常注重信徒的生活，而母亲觉得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主张着重人灵力的增长，在这方面用功夫；父亲喜欢看书报，而母亲也许一个星期——甚至还久——读不上一张报一本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初，我父亲觉得这两种性格纵使不算冰炭，但至少也难称水乳。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样正是以其所长补其所短，怨声就渐渐减少。最近甚至抄几句箴言三十一章上的话从外面寄回来给母亲看，不过我母亲仍然不变作风，对这感不到太大的兴趣。

　　「从前我父亲常因为母亲不喜欢看书而说她孤陋寡闻，但后来发现母亲的智力实在有些为父亲所不能及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比较有知识，而你却比较有智慧』，这自然亦近标榜，但至少也可从此看出识人之不易来。」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以前，他们中间曾发生类似的事，从中我们也的确看出王太太属灵的智慧和信心：

　　大概是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时，基督徒会堂小堂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是为接雨水用的，因为雨水洗白色的衣服可以保持它的洁白。每年到天冷的时候必须把缸里的雨水舀出倒掉，以免把缸冻裂。这年王太太因为事多，就把这缸水给忘了。到了冬天快要上冻的时候，王先生就说：

　　「文哪，那缸水要冻了。你要用，就把它用掉；不用，就把他倒掉。不然缸要冻坏了。」

　　「唉，唉」她答应得蛮好，可就是没行动，一直等到缸都冻上了。这下王先生着急了，拿起斧头就去砸缸，边走边说：「反正这缸冻也是冻裂，不如让我砸了它。」

　　这时王太太心里默默地祷告说：「天父啊，你看这缸要是砸了的好，就让他砸，否则那就不关我的事。」她的意念这么一转，只听见「当」的一声，斧头真的砸下去了，但是随后就没声了，王先生把斧头扔在那里走了。

　　事过以后，王太太对一位常到会堂帮忙的弟兄说：

　　「当时我是去拉他好呢，还是靠神好呢？我越去拉，他火就越大，结果非砸了不可。你交托给主，让他去砸，他就没砸成。」她乐呵呵地说，「你看，还是靠神的好！」

　　* * * * * * *

　　王太太的心里时刻装着信徒们的需要。一位弟兄初生的婴儿满月了，妻子去上班，他得在家里喂孩子。他没有开奶粉罐头的小刀，只好拿起菜刀用力砍，一刀砍下去，奶粉四面乱喷。他无可奈何，就放下菜刀，出门去打水。刚走到街口，正遇见王太太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一句话也没说，就骑着车走了。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把开奶粉罐头的小刀。这位弟兄深受感动，无限感慨地说：「主啊，你真是知道我的需要，我也愿意这样把工作做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有人说王先生一生的成就，百分之八十应归功于王太太。这话听来虽然有些过分，但王太太在教会中所做的爱心工作，特别是接待客旅的事上，实在帮助了不少的人。有一天，一位姓余的弟兄从远方来。他患有梅毒病，和别人一同吃住不太方便。接待不接待呢？王太太凭着爱心接待了，安排他单吃单住，碗筷都分开洗，还让一位弟兄专门伺侯他。这位客人走了以后，用毛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不是感谢人家接待他的厚意，而是大发牢骚，说给他单吃单住是瞧不起他；并说这样接待他，比不信的还不如。王太太看了以后，乐呵呵地对曾服事过那位客人的弟兄说：

　　「来，来，我给你看看这封信。」

　　这位弟兄接过信来，愈看愈生气。王太太问他说：

　　「你气什么呀？」

　　「你看，还有这么不讲理、不认识自己的人！你有这种病，就当自卑。人家因着主的爱接待你，就当好好地感谢着领受才是，怎么还能说别人瞧不起你呢？这种人真是不知好歹！」

　　王太太笑着说：「嗨，这样才能得赏赐嘛！」

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大会开始之前，上海就已放出风声来，说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去看王先生。阎弟兄跟王先生的关系原来很不错，只是从他加入聚会处后就不来往了。这是他到北京后六年来第一次去看王先生。他对王先生说：

　　「明道兄，我听说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

　　「你说的这个消息不确实。」王先生说，「政府不会召开这样的会，因为政府尽量躲避这种事，怕人家说它干涉教会。他一召集这样的会议，不就明显说明政府要干涉教会吗？」

　　过了两天，阎迦勒弟兄又来见王先生，对他说：

　　「这个消息确实。我从上海得知，真的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的意思是说从倪柝声先生那里得来的。然后他问王先生，「假如有这么一个会议，请你参加，你参加不参加？不请你，你要求不要求参加？」

　　「不请我最好。请我，我也不去。」王先生说，「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开会，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我不参加。」

　　阎弟兄表示希望王先生能参加。王先生问他：

　　「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不信派。」阎说，「如果他们在会议中作了决定，什么道理可以传，什么道理不可传，我们再传他们不叫传的，那我们不就是反抗政府，成为反动了吗？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参加，参加了就可以跟他们争。」

　　「我是一个人，」王先生说，「人家是一百多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派。有些人虽然不是新派，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参加了，就得接受大家通过的议案。我不参加，就可以不接受，他们不能干涉我。」

　　「你说得对，」阎迦勒弟兄点点头说，「开这个会，我也不参加。」

　　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跟着，阎迦勒弟兄的态度就变了。

　　王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的话：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说凡是有组织、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他能跟公会牧师们，甚至不信派，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了一份请贴，不是印的，而是手写的，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请台端参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贴后，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至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贴，他不来参加，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不参加，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你在家么？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王先生说，「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决定，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②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登出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思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在政府领导之下，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控诉已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它也是审判，是定罪，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③

　　对于控诉，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他针对的是人，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对他加以批评和攻击，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基督徒犯罪，不管属于哪个类型，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这个大会以后，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用控诉学习的方法，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神的圣殿，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磐石上。」④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的转变，从想不通到想通了（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头一步是先组织『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时，就把周换掉了，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他说：

　　「中国不信有神的基督徒，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冯玉祥，另一位是吴耀宗。

　　「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时候，被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跑回山西去，李宗仁跑回广西老家去，冯玉祥没有地方去，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就把他接到泰山去住。有一天，有一群基督徒学生在那里聚会，他们派了几个人去请冯玉祥来，冯就对他们演讲说：『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这话说得不对。我是基督徒，不过我不信有神。』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成都领会时，有人送给我一本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天风》半月刊合订本。《天风》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主办人就是吴耀宗。在那本半月刊合订本里，我看见吴耀宗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神在哪里？》。该文一开头就说：』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神是不存在的。祂象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祂，神，该是一个专制魔王。』从这篇文章我就知道，吴耀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不信有神的存在，骂神是专制魔王，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明显地是假基督徒。

　　「吴耀宗有什么信仰呢？他信仰马列主义。一个马列主义者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实际不信有神，他怎么能领导教会的工作？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要比从外部反功效大得多。无神论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完全是对立的。无神论者领导教会搞自治、自养、自传，这不是骗人吗？所以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我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它。」

　　其实吴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一书中也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我念书的学校，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二十多年前，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就是专重信仰，不管理智，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现代派』的。」吴先生回国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教成都，常到各大学去演讲。一次他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竭力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拉到一起，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会结束时，与会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又通过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所所拟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简称《处理办法》），送交政府批准。这两项文件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发表在七月廿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 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天风》第十七、十八期。
  • ②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 ③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天风》第廿一期。
  • ④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六日《天风》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