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小丑们渴望扮演哈姆雷特(Hamlet),我也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神的论文,但并非这本。本书的厚度可能暗示它打算成为那么一篇宏论,但若有人那么期望,难免也会失望。因为本书充其量只是一串珠子、一连串大题目的小研究,大部分最先发表在《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上。它们原本都是零散的信息,现在汇集成书,因为它们看来都融合成了一个信息:关于神和我们的生活。书中题材的取舍和处理方法,都是围绕实践的目的。

  在《基督教神学序言》(A Preface to Christian Theology)中,约翰·麦凯(John A. Mackay,1889-1983年)把对于基督教话题的两种兴趣作了个比喻:我们可以想象有些人坐在西班牙式房子前面高高的阳台上,浏览下面过路的旅行者。这些「阳台客」可以偷听旅行者的谈话,也可以与他们交谈、聊天。他们可能会批评旅客走路的方式,也可能会讨论有关道路的问题,比如:「道路究竟是怎么能存在的?它通到哪里去?沿途在不同地方会看见什么?」……等等。但他们终究只是旁观者,问题也只是理论。相反,旅客们所面对的问题虽然也涉及理论,但本质上都很实际——「走哪条路?怎么走?」这类问题不但需要理解,还需要抉择和行动。阳台客和旅行者可能会谈论同一个话题,但思考的问题却截然不同。举例来说,谈到邪恶,阳台客的问题是想找到邪恶如何与神的主权和良善共存的理论解释,旅行者的问题却是如何制伏邪恶、从中得着益处。又比如,谈到罪,阳台客会问:种族的罪恶和个人的败坏是否真有其事?而旅行者既然内心自知有罪,就会问:有得救的盼望吗?再比如,谈到神格(Godhead),阳台客会问:独一的神怎么会有三位?三位如何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三位又如何各有位格?旅行者却想知道:怎样才能合宜地敬拜、爱戴以及信靠这三个位格,因为祂们已经合力把自己从罪恶带进了荣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给旅行者的书,所处理的也是旅行者的问题。

  本书背后的信念是:对神的无知——无知于祂的道路、无知于怎样与祂相交——是今日大多数教会的软弱根源。这种光景似乎是由两种令人不安的趋势造成的:

  趋势一,基督徒的思想已经顺从了现代精神——这种精神孵化出「人类伟大」、「上帝渺小」的思想。现代人与神相处的方法,不是完全否定、就是敬而远之。可笑的是,现代基督徒竭力在非宗教的世界维持宗教活动的同时,也与神渐行渐远。明眼人有见及此,倒想从教会中引退,不屑同流合污,宁可自行寻求神。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教会的领袖若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看神,以致把神看为侏儒,自己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侏儒基督徒,明眼人自然不会满足于此。再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有关死亡、永恒、审判、灵魂之伟大、今生抉择的永存效果等思想都已经不合时宜。而可悲的是,教会不但没有大声疾呼,提醒世界他们遗忘了什么,反而习以为常、一起淡化这些主题。但对于基督徒生活而言,向现代精神投降无疑于灵命自杀。

  趋势二,基督徒的思想已经被现代怀疑论迷惑了。三个多世纪以来,文艺复兴中的自然主义酵母在西方思想中就像癌症一样蔓延开来。十七世纪的亚米念学者(Arminians)和自然神论者(Deists)与十六世纪的苏西尼派(Socinians)一样,都否定和反对宗教改革神学所说的:神对祂的世界的控制不但是直接的、而且是完全的。从那以后,许多神学、哲学和科学都联合起来维护上述否定,所以圣经和基督教历史上很多划时代的事件都饱受炮火围攻,信仰的基要事实也备受质疑:神真的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相遇了吗?难道耶稣并非只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吗?福音书里的神迹真的发生过吗?福音书中的耶稣难道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吗?——诸如此类。不仅如此,对于属天启示(Divine revelation)和基督教起源(Christian origins)的怀疑,也繁衍了更广泛的怀疑,它抛弃了一切关于真理唯一的观念,也失去了一切在人类自我认识上达成共识的希望。因此,现在普遍的假定是:我的宗教感悟,与我对身外事物的科学知识无关,因为神并不在「外面」的世界里,只在「里面」的心灵里。自从第二世纪诺斯底神智学(Gnostic theosophy)试图鲸吞基督教以来,今天的世代对于神的不确定和混乱,比任何时候都更糟。

  今天常有人说:神学比从前更强大了。从学术的专门知识和出版书籍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这或许是真的。但在使教会接受福音的真实性这项基本工作上,神学却长久以来都十分脆弱而笨拙。九十年前,司布真(C. H. Spurgeon,1834-1892年)目睹浸信会人士在圣经、救赎和人类命运等教义立场上摇晃,就以「走下坡 the downgrade」去形容其危机。现在他若调查一下新教徒对于神的观念,我想他或会称之为「暴跌 the nosedive」吧!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这也是本书发出的邀请。除了间接地、本书并不批判新路,而是直奔「古道」,因为「善道」从未改变。我不要求我的读者假设作者很清楚自己所谈论的,因为「像我这样的人,」鲁益师(C. S. Lewis,1898-1963年)写道,「想象力远远超过了顺服的能力,所以当受公正的惩罚。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远远超过自己曾经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些想象描述出来,不但可以使别人、也会让自己,相信我们真的曾经去过那里。」——所以那是自欺欺人(参鲁氏著《四种爱 The Four Loves》一书第128页)。所有灵修书籍的读者和作者,若能认真酌量鲁益师的话,必会大有裨益。然而,「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林后4:13)——如果这里所写的能够帮到任何人,正如写作时的默想帮到我那样,这劳苦就大有价值。

J. I. 巴刻
布里斯托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Bristol)
一九七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