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阔的太平洋横亘在我深爱的祖国东海岸和美丽的美国西海岸之间，它的波浪在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海岸上拍击。我是多么希望这「太平」洋能给两国带来上帝所要赐给它们的太平！我们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只有那些曾经飘洋过海的人，或是那些了解两国人民的人才能看到这些共同之处，并知道中美和平共处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一根纽带。当我们从闭塞的时代走出来，要努力追赶上那旋转个不停的现代世界的时候，4.5亿同胞却陷入了动荡的政治混乱当中。我从未想到过中美两国会起冲突！尝试着去回顾那些导致冲突的政治决策失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天意。」因为上帝允许这事发生，这样我们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悔改归向祂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预备的平安之中去，那平安就是十字架的平安。

　　一次，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学生向我问起美国的种种。我问：「你为什么想去美国呢？」他答道：「没有一个上海学生不想到美国去的。」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却也的确代表了在过去五十年间我那些同胞们的愿望。这一半是出于对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的敬意，一半是要满足亲眼目睹美国在物质方面极大发展的愿望，或者是想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博士的头衔。1921年，李曼女士回美国休假，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她一道去。我们抵达夏威夷的时候，接到一个电报，是有些人对宣教事工感兴趣，想要邀请我在几个教会做巡回演讲。

　　我们所乘轮船经过金门时天色已晚，我第一眼所见的美国就是旧金山的万家灯火。我注意到，在轮船抛锚靠岸后，码头上没有大声叫喊的苦力拥在那里。海关对乘客行李检查时的井然有序，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人很多，通常一个位子会有十几个人去抢，而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于是，一个名叫蔡苏娟的中国女孩初次来访，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从出租车司机、售票员、火车服务员以及热情友好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到真正的民主和仁爱。

　　金多娜小姐（Miss Donalbaina Cameron）和吴庭芳小姐来自旧金山华人长老会，她们过来接我们的船。多年来，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船她们全都接过。她们带我们到了一间漂亮的公寓里，这公寓的主人去纽约了，于是就借来给我们短期居住。

　　现在这两位女士已经退休了，我想要在这里对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她们从旧金山唐人街的网罗里救出了好几百个中国少女和儿童。在金多娜小姐小小的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放在床边。她与警察有联系。不管有多晚，只要她接到警察同事的电话，都会跳起身来去找那个被拐的人，若有必要，还会上诉至法庭。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她接到了警察打来的一个电话，请她去找一个被拐到妓院里的中国少女。金多娜小姐到了那个地方，从救火梯爬到楼上，进了房间，拉住那个少女的手，要带她离开。这时，有一块活板忽然伸出来，把她们俩隔开了，她不得不松开手，两手空空地回去。不过法庭受理了这个案子，我们陪着金多娜小姐一起上法庭听审讯。她站在法官面前，脸如天使一般圣洁，指控中国妓院老板拐带人口，而那个辩护律师则像一只嚎叫的豺狼，竭力要证明那少女是在那里做合法的生意。

　　人人都叫金多娜小姐「妈妈」，叫吴小姐「姨姨」。很多少女对我们说：「妈妈和姨姨就像我们中国话说的那样，上刀山下火海，从狼巢虎穴中把我们给救了出来。」后来，大部分少女都出嫁了，分别住在美国各地，为基督做见证。

　　到了主日，我们去了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个热心的个人工作者，「一个主的猎犬」。李曼小姐在谈话间提到与我们同乘一艘轮船来美国的一家中国人，说自己觉得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在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回到公寓。这公寓里面有各样现代便利的设施，可我们两人觉得自己就像在机械森林里迷路的两个孩子一般。李曼小姐离开美国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又是第一次出国，因此我们不会用现代的家电。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机械怪物就是自动电梯。我们不知该怎样操作。李曼小姐请我试试看，我则想劝她尝试，我们两个人都怕按错后会发生严重事故。我们无论上楼下楼都要爬四层楼梯！我们的朋友金多娜小姐和吴小姐当时并不在场，她们尽力在各方面照顾我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无知到了什么程度。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去接听吧。」李曼小姐说：「不，还是你去听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听得到电话，而且心里太紧张，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里没有可喝的水，」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喝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吗？我们最好还是烧点开水吧。」于是我们就像在中国时一样烧开水喝，却不知道那里的自来水是可以放心直接饮用的。

　　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忽然有人在外面急急地敲门，我们吓得跳了起来，开门后发现敲门的是我们那热心的「猎犬」朋友。「他们在这里！」她嚷道，「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就请他们上楼来见你们。这是你们在船上想要攀谈的那一家人吗？」在她身后站着一家子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迷惑，她用自己的热心而非机智，把自己遇到的这家人硬拉来拜访我们。这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跟了过来。可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家人！我们请他们进屋坐坐，虽然开头介绍的方式未免有点怪，他们却很高兴能够遇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是我在香港见过的富豪之一，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非常高兴，同时也很高兴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基督徒朋友。所以，忠诚的「猎犬」的确为主把猎物给带来了。

　　我们在旧金山住的时候，听到很多关于一些风行一时的异端邪教的故事；但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听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国大佛寺。我们决定去亲眼看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香火味。进门之后，我们看到里面布置得和教堂一样，但在前面的坛上供着贴金的菩萨。他们没有丝帘，于是就把一条中式女绣花裙挂在神龛上！一个尼姑站在坛后，不住地击罄敲钟，与此同时，一个剃光头的美国人，披着橙红色的袈裟，向听众们解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去了一座佛寺取经。在讲完之后，这些和尚们就开始收取捐款，用基督教的赞美诗音乐来唱佛教祷文，在结束之后，那个和尚念佛号给众人祝福。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亵渎。用基督教的形式来敬拜一个偶像，真是畸形扭曲！我看了看那些听众，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愁苦的神情。

　　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就急急地离开了。我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走到外面的桥上，我看见两位女士走在我前面，一位又黑又矮，另一位又高又瘦。我认出她们是刚才的听众，就赶上前去，对那位高高的女士说：「请原谅，我是一个中国人，原本是拜菩萨的，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要得到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我知道这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才得到平安的。」

　　那位高个子女士低头望着我，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啊！中国小姑娘，请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平安！我是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去了这周围所有的教会，我的心却从来没有平安过。」

　　「来，到我那里去，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我说，「这是我的地址……」正当我拿出纸笔要写下来的时候，那个矮个子女士忽然愤怒地对我发起攻击，用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差点把我给推倒。「你这个中国小姑娘，别想改变我们的信仰！你自己已经被这些宣教士给骗了！」然后她就拉住那位高个子女士，用武力把她给带到街那边去了，留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出现在旧金山的一个佛寺里！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马礼逊先生是更正教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权威版本，然而他的亲戚在美国却找不到平安！马礼逊先生在轮船上，遇到一位船上职员以嘲笑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去让那些野蛮人改变信仰吗？」他回答道：「我不能，但是上帝能。」然而，现在却有人想要让他的亲戚倒过来信佛教。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女士，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向上帝祈求，希望这位女士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在美国逗留期间，除了那个在桥上遇到的女教徒之外，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和善，我如弄潮儿冲在浪尖，所见的一切都让我兴奋无比。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我都看到贯彻到行动的民主精神，基督教事工的范围极其广泛，真是随处可见。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最先来探望我们的是斯图尔德夫妇，他们邀请我们住在他们自己那朴实无华的家中，并亲自款待我们。

　　在底特律，我要在长老会成员大会做演讲，自己非常紧张，三天三夜几乎没吃进去什么。可当我登上讲台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排排严肃得拉得老长的脸，而是一群面带微笑的听众，我的紧张就烟消云散了。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做完演讲后，全体学生都站起来齐声唱《荣耀归于万主之主》，这一幕让我非常受鼓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纽约，我在新心监狱里对犯人们讲道，让我心深受安慰的是，和我见面的所有犯人都在听了我的见证之后表示愿意信耶稣。在散会之后，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过来和我握手，泪水滴在我的手上。很多人都对我说：「我会和你在天堂相会的。」

　　在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在慕迪先生家中，我给一群女工讲道，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自己剥一小时玉米所得的工资，凑钱给我买了一架在乡村传道时可以用的手摇留声机。

　　在华盛顿，在与哈定总统握手时，我送给他一个墨砚，是中国皇帝赐给我父亲的。他非常地高兴，于是就停下来与我交谈，然后派了一位助理带我们参观白宫。

　　李曼家在宾夕法尼亚州。亨利·李曼博士是李曼小姐的叔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好榜样，对我很有帮助，我心里很感激他。他在宾州行医五十五年，每天早晨六点都准时起床，到自己的房间里祷告，从不间断。现在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却仍然非常平静安详。一次我对他表示同情，他却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的事情，不看也罢。」

　　在火车或电车上，有我不认识的人把五美元的钞票塞到我手里说：「这是给你在中国宣教事工用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在宾州的西切斯特及其他地方，我给一群群的孩子们讲道，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枚中间有方孔的中国铜板。我告诉他们，可以把这枚铜板系在窗帘的绳子上，每天傍晚他们拉下窗帘的时候，在中国正是早晨，他们就可以为中国人祷告。很多年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当年听道的这群孩子中有一位写信给一家报社，建议报社告诉美国孩子们，每当拉下窗帘的时候，就为中国人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