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提出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痛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上帝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1949年1月19 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岁,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