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分明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往往成了改变人们命运的关键；看上去纯属偶然的机会，却有可能让一个人做出重要决定；也许一句取笑的话，却使一个人发奋，反成了那人的终身事业。不过当一个基督徒回想自己当初种种之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会毁了自己的命定；上帝按照自己纯全的美意，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通过一个又一个环境来预备好这个人，去完成上帝所要他去做的事。

　　激我去学英文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仅微不足道，说来还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哥哥们就开始学英文了。他们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我作为一个小妹妹，自然就想跟他们学，于是他们就教我说「breakfast、dinner and supper」，可就这头几个单词，不管我怎样竭尽全力，就是咬不准音。所以他们就嘲笑我说：「走开吧，小妹妹，你是没指望啦！你的舌头太钝了。要说好英文得有伶牙俐齿才行。」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于是下决心要在英文上超过他们。这件事还促使我进到明德女子书院念书，让我在那儿接触基督教，而且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听到一位布道家的讲道，最终引导我信主。在1914-1920年间，这股对英文的热爱让我的脚步能遍及全中国。斯图尔德先生（Mr. Milton Steward）是一位百万富翁，也是一位谦卑的基督徒，在一天之内，他奉献了三百万美元来支持福音事工，这笔资金多半用在中国，用来请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在中国多个中心地带带领聚会。在这些福音聚会中，我特别蒙恩，担任翻译，负责为安汝慈小姐（Miss Ruth Paxson）、托马斯博士（Dr.Griffith Thomas）、特朗布尔博士（Dr.Charles Trumbull） 等人口译。由于他们讲道大多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在为非基督徒而预备的特别聚会上发言。在华北北戴河的海边聚会上，在华中牯岭的大山边，我们向中国基督教领袖讲道，我们给各个国立学校师生做演讲，同时也在大城市的教会大学和高中发表讲话。我们还给医院的护士做演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各教会的教堂讲道。有时人太多，室内空间不够大，于是就在室外支起帐篷演讲。斯图尔德先生捐助巨款支持福音事工，他那天所做的决定造福了全世界，其影响力实在是难以估量。这笔资金使福音信息得到重视，使原本分散的宣教力量得以联结起来，使千百万人得以读到优秀的基督教文章，将福音大大地传开了。

　　当世界各国陷于混战之际，中国却安享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多重要中心城市交通都较为现代，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坐火车从南京去北京，又从北京去到华西的汉口。我们也坐轮船从上海出发，然后沿着长江，逆着黄色水滩而上，经过许多水流低浅、礁石密布的河道，一路把很多漂亮的帆船甩在后面。青山终于映入了我们眼帘。这些青山延绵起伏，一直伸展到天际，越往西这些山就越高。我们的船在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这些通商口岸均有停泊。在汉口，我们换了一艘大汽船，载着我们穿过三峡的湍急水流，带我们进入中国西部。还有一次，我们乘了一艘海轮，从北方的天津出发，经过美丽的烟台、青岛，最后回到上海。有时我们会乘着海轮，在中国南海边的无数礁石岛中穿行，不时会经过黄色水流，那是某条河流的入海口，有一队一队的渔船在水上航行，就像一串感叹号，点缀在河道上。再往南去，山开始变得险峻起来，水则变成翠绿色，帆船的样式为之一变，然后我们的船就依次在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这些可爱的港口停泊。

　　就这样，我有了到各处旅行的机会，中国当时有十八个省，我游历过的就有十一个，同时也对中国各个福音宣教中心的情况有了了解，看到了基督徒活动天地之宽广。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拓荒宣教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教会成长起来了，开始召唤自己的牧者和带领人。第一代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全备的教育，做好了当领袖的准备，而学校输送到社会上的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有谁能完全估计得出中国传道宣教事工的果效？基督现在已经为众人知晓，各地都建起了教堂、学校、孤儿院、医院，学校的大门现在也为妇女敞开了。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意识到了女人缠小脚和吸食鸦片烟的弊端。病人得到医治，那些瞎子、聋子、哑子和麻风病人也得到了安慰，卫生知识得以普及，遭受饥荒的人们得到饭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得到照料。下一代接手宣教事工的中国人已经预备好了，建起了自己的教会。在上帝眼中，一个人的灵魂有无限价值，这也得到彰显。无论福音的光在哪里闪耀，哪里就开始变得开明起来，在社会发展上就比其他地方更加接近于现代文明。

　　而我不仅看到了普及教育的需要，还了解到中国方言众多造成了很多问题。北京话被选为中国官话，在北方，我听得出京腔的影响，而到了山东之后，方言中的鼻音就变得很重。南京话里多了一个较高的断顿音调，而其他的音调则较为低平。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上海，地方腔调就更高昂些，音节更简短，语速也快了很多。在我们周游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方言有许多辅音和元音都变调了，音韵也很复杂。在广东话里，我们可以听出十一个音调，而普通话里只有四个声部而已。更有甚者，我们中国人相互之间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所以在一些地方还得要请个美国宣教士来给我们做翻译。单福建这一个省，方言种类就很多，过了一个山头就换一种语言，人们之间很难沟通。有的宣教士用发音字母（是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出中文发音）版本的圣经来教人们读经，这样一来，在那些地方，经常读经的基督徒比例极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厦门，似乎每个老太太都会带一本圣经到教会，自己也能独立查考经文。而在大部分内陆地区，只有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才会读经。发音字母虽好，却只能让那些不识字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的方言读书。中国需要推广使用一种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发音系统，这一系统最终能让所有人都能学会说标准普通话，这样，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就能读也能写了。

　　在一些学员中心，我住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呆在一起，于是就有机会在她们当中做个人辅导。演讲通常是一天安排三场，在演讲之后，我让学生们有机会可以来与我单独面谈。女学生们在我门口排起队来，为有机会单独与我倾谈而耐心等待。有些时候，我一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常常累得连更衣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干脆就平躺在硬地板上休息。这让我了解到个人辅导的重要性，也让我看到了年轻人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之心。

　　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聚会以及食宿都由同一个圣公会委员会负责安排。他们常把我们安排在宣教士或中国基督徒的家中，这些屋主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有的连听也没听说过。聚会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不得不一下船或火车就匆忙赶到会场去。有一次在汉口，我下了船就得赶到临时住处，随后要马不停蹄地冲到教会会场那里，忙乱间弄丢了临时住处的地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曾给那位带我去教会的人力车夫发过一张福音单张。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不知道如何回到临时住处，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那位人力车夫跑了过来。他晃了晃手里的福音单张，问：「今晚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发福音单张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在那个晚上，我却发现这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

　　香港有很多富豪，他们吃的是佳肴美食，住的是华屋美宅，穿的是绫罗绸缎，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几位小姐邀请我去她们家玩。她们的家全都在一座岛的山尖上，那里所住的全是巨富。她们让我从窗口眺望风景，于是我向下一看，只见峻峭的山边连着香港湾碧绿的海水，美丽的海面上点缀着小小帆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轮船航行其上，对面则是九龙半岛，与大陆相连。

　　这些小姐们为了讨我的欢喜，不断地请我吃巧克力，说：「蔡小姐，吃点糖果吧。」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马上说：「小姐们，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为主做一些事呢？」

　　她们当中有一位回答说：「啊！蔡小姐，我们是乐意这样做的。但却不知从何入手？」

　　另一位小姐说：「我跟你说，你做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愿意资助你。」

　　我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内布道会，协助中国宣教士在中国传讲福音？」

　　这一次偶然的交谈，就像一根点燃了的火柴落在一堆干草里一般。这几位小姐当中有几位在1918年去了江西牯岭，在那里，她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国内布道会，并筹到了资金。一年之后，这一机构差遣了六位中国宣教士到云南传讲福音。

　　就这样，一句戏谑的话刺激了我，让我发奋努力，结果从家中的高墙之内走了出来，进入到为主事工的广阔天地中去。斯图尔德先生一个个人的决定，就使全世界的宣教事工得到百万美金的支持。和几位小姐不经意间的一席话，就像星星之火，点起了宣教的燎原火焰。然而，这些都不止是机会巧合而已，乃是上帝的工作，「用奥妙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奇妙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