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注音符号需要花很长时间，是一件非常耗眼力的事情，而推广工作也需要耐心和毅力。李曼小姐因为自己不能出门，就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让所有来看她的人对此发生兴趣。来探访她的人数不断增多，这表明人们赞赏她的工作。不管自己有多疲倦，她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绝不造次或轻忽，这已经成了她的一条定例。在很多方面，她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她中文吐字清楚，成语应用得当，穿着中式衣裳，过着中式的生活。客人如果是在午餐时间来访，午餐就会延后，或者客人会受邀与她共用简单的中餐。这时，我们的厨子老颜会把烧好的菜放在桌上，菜碟上扣着盖子，并在每个人面前摆上一碗白米饭。有时候，李曼小姐在谈注音符号时过于专心，结果没有注意到饭菜摆上来了，又或忘了把菜碟上面的盖子揭开，直到那位可怜的客人扒了半碗干饭之后才想起来。老颜虽然心里着急，却因为怕失礼，也不敢跟她女主人说要把菜碟上的盖子揭开。

　　早在1941年，就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即将完工之际，李曼小姐几乎失明了，最后几章的校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起来。当时她还得要说服圣经公会将各卷书合成一册，把注音符号版圣经整本整本地出售，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肯这样做。在这事成就之后，她才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但那时她却已无法搭乘轮船回美国了。就在注音符号版圣经完成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在一年之内，这些「敌国侨民」（这是日本人对那些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国民的称呼）却还是有些许自由，可以在上海四处行走，但不准同中国大陆人一起回美国，这些人在1942年6月才首次搭乘交换战俘的轮船回美国。

　　1943年，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这些「敌国侨民」给赶进了集中营。然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和生病的人则缓一年入营。于是，李曼小姐到1944年6月才接到去集中营的传票。我们希望能在入营前五天内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件事，但大家还是听说了。于是，李曼小姐走前的最后几天里，访客源源不断，每天有四十到五十名客人来对我们表示同情，而与此同时，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她所需要的东西包扎整理好。李曼小姐没有对任何客人表示自己因为太疲倦或太忙而无法与他们交谈，一次也没有。

　　在她临行前一夜，最后一个客人留到一点钟才走，李曼小姐来到我的房间里祷告。我们的佣人小苑对李曼小姐忠心耿耿，却比较愚笨，将开我房间门锁的钥匙折断在锁里面，所以又花了一个小时来开门。

　　第二天清晨，访客又很早来访，李曼小姐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人。迟些时候，林太太来看我，她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先生的孙女。林则徐先生1830年在广东将所有英国运来的鸦片付之一炬，后来这件事引发了鸦片战争。我自幼就认识她，那时，我们一起念佛经，而今，她已经是一个修为很高的佛教徒了。我常常劝她信主，而她则一直劝我重新皈依佛教。她有一床被子，几百个名僧曾对着这个被子念了几千遍的佛号，她保留着这床被子，要在死后放在棺材里，用来盖自己的身子，她相信这床被子很灵验，可以让她来世超生。她有几副念珠，全都磨得很光滑，证明她自己也念了成千上万次佛了，所以在佛教圈子里，她的道行是非常高的。当她进到我的房间，看到那些在李曼小姐房间进进出出的访客时，就惊讶地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李曼小姐今天中午就得要搬到集中营住了，她吓呆了。

　　那天非常炎热，在中午时分，约有五十多位朋友在门口等着给李曼小姐送行。李曼小姐面带微笑走进我的房间，在祷告之后她向我道别。等到外面的人力车和自行车的声音全都消失之后，林太太不住地感叹：「没有哭!没有倒！只是笑了一下，做了一个祷告就走了！而她去的可是监狱！这样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然后她站起身来，转过去对胡小姐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宗教啊！可以让李曼小姐和蔡小姐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能微笑得出来！我可以只是在心里相信耶稣吗？」胡小姐是福州人，是林太太的同乡，她一向支持我们，就回答说：「你可以问问蔡小姐。」

　　我把《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解释给她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林太太当时没有说什么，不过看上去若有所思。几个钟头之后，其他的朋友回来了，说他们看见李曼小姐上了等在那里接囚犯去集中营的那辆大卡车。这些朋友们还没有坐定，林太太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朋友们，耶稣若能赐下这样大的力量，我愿意放弃佛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很难断定她这个宣告是否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就没有回答什么。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消息，那时我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住，所以就请胡小姐去探望一下林太太，看她那天所做的宣告是否当真。林太太说：「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和上海这儿的方丈交涉，要把我的名字从佛教徒的登记册销掉，但他拒绝这样做。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相执不下。待这件事情办妥之后，我就去基督教教会聚会。」

　　李曼小姐进集中营的五个月后，林太太受了洗，加入教会并定期去聚会。有一天，她摔倒后把腿给折了，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带着笑说：「也许主不希望我活动太多，要我在床上花时间读我的圣经。」

　　在林肯路上的集中营里，日本人将约二百五十名老弱病残关押了十四个月，非常残酷。当局曾经承诺，会有全套的医疗服务，但他们撒下了弥天大谎。当这些政治犯进了营地的大门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看见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间还有那些残酷的士兵。有些政治犯是用担架抬进来的，有的腿瘸，有的长着恶疮，有的眼瞎，有的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有些疼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待遇相同，全住进了同样的宿舍，瘸腿的人要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要照看卧床不起的人，而他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张床，其余的东西都是自己带来的。没有药，没有护士，也没有医生！在三天之内就有三个犯人死去，后来死去的人很多。事实上，若不是有五十位能干的年轻人从别的集中营调了过来，自愿承担起了照顾这些可怜的病号的繁重工作，他们全都会死掉。

　　集中营里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被赶到一处，既有硬心肠的罪人，也有赌鬼；既有信奉邪教的人，也有世故圆滑的人；既有宣教士，也有亵慢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全都要面对这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所有的面具全都摘掉了。自私的人更加自私，而无私的人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其他人，抱怨的人继续抱怨，信奉邪教的人开始诅咒，而赌徒则照赌不误。但他们全都要集中力量去完成所分配下来的任务，并且共用药物；他们当中本是医生和护士的人去照看那些病得特别重的人。他们吃的食物是从仓库地板上扫出来的一点剩下来的干鱼和米粒，所以很多人患上了痢疾，而蚊蝇四处肆虐，带来了疟疾。李曼小姐坐在床上削土豆或者去洗脏米粒的时候，她身边那些赌徒们却一直都在斗牌。她肯定把我寄去给她的一些食物拿去跟别人分享，并且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她后来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在十四个月中体重减轻了约十八公斤。她的脊椎骨弯曲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变矮了十二厘米还多。

　　至于我，几乎一贫如洗，所有的佣人全都离开了。老颜去世了，小金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奄奄一息，所以她回去照看他。小苑则去投奔自己的婆婆。我在王家沙花园一座老房子的阁楼上租了一间房。我把这间房也遮成一个暗室，因为无法忍受光的刺激。而且我无法行走，却又需要到房间各处去，于是就学会了在地板上爬行。隔壁有一个基督徒教员，每天中午给我送来一餐热饭，其余的时候，我吃的是硬饼干和咸菜。

　　我很多次对主说：「这路太窄，我走不下去了。」但祂总是回答：「藏在我里面，我会带你走过去。」一个朋友见我境况窘迫，就用一种特别的法子来帮我。有一些尼姑也很需要帮助，苗太太是其中一位女居士，她同意和我立一个佛教中的契约。我如果答应在来世帮助她，她就答应在今生帮助我。她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帮我煮饭，并且陪伴着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和我一起坐在暗室里面，她数她的念珠，我则自己灵修。不过她愿意学唱赞美诗，也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到了年底的时候，她和她女儿都接受了基督，上帝接纳她们在永生中做自己的女儿。就这样，我也履行了契约中自己所做的承诺。

　　一些外国朋友原先答应每个月给李曼小姐寄一个包裹，但不久以后就过来说，自己没钱买东西寄去给她了。那个月我只有两个小水果罐头和一些煤炭可寄。有营养又不会变质的食物在上海几乎没法子弄到，而且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卖，然后借高利贷来给她买些麦饼、大枣、花生酱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而牛奶则要到黑市才能买得到，每次从店里只能买一小听，出店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里。全靠胡小姐和其他朋友帮忙，是她们到处去给我搜购东西。

　　有消息传出来，说日本人打算把那些政治犯全都饿死，于是在一个早晨，我祈求上帝能有五磅装的奶粉可以给李曼小姐寄去。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朋友春山带了个电话口信过来：「柳弟兄是一个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在他主日去做礼拜的时候，讲道人说，任何不做十一奉献或不去帮上帝那些需要帮助的儿女的人，都是在盗用主的钱。于是柳弟兄就让我带其中一罐过来给你，托你寄给李曼小姐。」

　　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信心也增强了！这奶粉是上帝赐的，因为我靠着自己，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些包裹救了她的命，也救了其他人的命，但这开销与其他开销一道，让我负上了三千美元的债务。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中国朋友们带着食品和礼物，成群结队地来到集中营。有一个人藏了些咖啡和罐装牛奶，于是设了个摊位，让那些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囚犯们免费畅饮咖啡。一个女人给犯人们带来了烤鸡和烘焙土豆。蒋介石夫妇给每个囚犯送了些钱，其他人也想方设法来帮助这些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我因为不能独自出行，就请一位女医生和我一起搭着人力车去看李曼小姐。我看到她变得又瘦又矮，真是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根据美国当局的要求，她还要在集中营里再呆一个月，之后她得回美国去，因为医生来检查了一下她的脊椎，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提东西，也不能受大的颠簸震动，免得脊椎骨折断。

　　我回到家之后，访客络绎不绝，我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睡觉。第二天，更多的访客来探望。结果，我第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浑身颤抖个不停。苗太太用手按住我，可我还是无法停止颤抖。最后，我昏倒在床上，一连四个月都人事不省。我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李曼小姐那里。幸而上帝给她开了路，让她能来看我。一位美国官员用自己的车送她去了美国领馆，她请求领事馆官员批准她离开营地，因为她在这附近就有一间自己的房，还有床睡，若要她再回营地，真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她苦苦哀求之下，那天傍晚，医生批准她可以回来住三个星期，于是她一路缓缓地走到我住的地方，大约走了有三里路。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她来，把她叫成了「大哥」。就这样，她带着一根快断的脊椎骨回来，我昏迷在床，高烧不退。战争、通货膨胀还有集中营生活把人们的钱财消耗殆尽。她不名一文，我则背着三千美元的债务。但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有一个我只见了两面的朋友，过来问我现在近况如何。李曼小姐和他说了我的情况，他把一个小包放在李曼小姐的膝上，说：「这些钱我现在用不着。你先花着，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还就行了。」

　　「请问你尊姓大名？」李曼小姐问，「你难道不要我们写一张收条吗？」

　　「蔡小姐认识我的，我也相信她。她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完就离开了。李曼小姐把那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美元。又可以有食物、医药和佣人了。债务也渐渐还清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