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家这样富贵舒适，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会以为我们很幸福。但这种生活表面上安逸平静，实底下却是消极悲观的。我们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虚空和富贵的虚谎。父亲自小刻苦，他在逆境中长大，靠着自己的努力才取得成功。后来我们家中的花费也并非是在衙门所收贿赂，而是来自于正当投资。

　　但是，我们这些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孩子们，只会坐享父亲的财富，终日无所事事。若我们能刻苦努力，或许还能得到些许快乐和力量，但我们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于是渐渐养成了骄傲、浪费和懒惰的性情。特别是我那些哥哥们，把父亲的钱花在吃喝嫖赌上面，过着放荡淫逸的生活。我那些嫁入豪门的姐姐们，则常常泪流满面地回来，哭诉婆婆的虐待和姑嫂的刁难。家里有很多人吸鸦片，房间里弥漫着鸦片烟甜腻的味道，令人作呕。有一次我身体疼得厉害，于是我姐姐就拿了一只鸦片烟枪到我的房间里，劝我吸食鸦片。以前她们叫我吸，我总是拒绝，但那次我吸了。疼痛止住了，但疼痛停止得过于突然，这引起了我的警觉，觉得这种灵丹妙药如果再吃下去就会有危险，于是就下决心不再去碰鸦片了。很多鸦片烟民一开始是为了止痛才渐渐染上毒瘾的，后来发现时，却已经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境地。

　　在家里最为挥霍成性的人就是三哥。他喜欢穿华衣、骑骏马。若马夫对他稍有冒犯，他不会把人斥退了事，而是派人把马夫送官，要他当众受鞭刑，直到我父亲出面制止才肯作罢。他不敢邀自己的狐朋狗友到家里来，于是就在晚上偷偷溜出去。父亲若派人守在他门口，他就会从侧窗爬出去。次日早晨，看守他的人打开房门，发现床边的帐子是放下来的，床前也放着一双鞋，但把帐子掀开之后，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

　　后来，父亲就不再给他钱了，于是他就用各样手段来骗钱。有一天，他去到一间母亲经常光顾的银楼，跟伙计们说，母亲派他来取三对金镯子，价银记在母亲账上。银楼主人知道他恶名远播，疑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就派一个伙计跟他回家取价银。到了门口，三哥镇静地叫那伙计在门口等他拿母亲的价银过来。那伙计在门口等了一整天，都没有等到三哥出来。于是就叫门房传话给母亲，告诉母亲自己在这里等待的缘由。母亲收到口信之后，就派人去找三哥。不消说，他已经拿了镯子从后门溜出去，把金镯子当掉了，得到的银钱也早已花得一干二净。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气得面如金纸，拿了一把大刀，冲进三哥的屋子里，抓住他的辫子，威胁说要杀了三哥。母亲听见吵闹声，就尖叫着冲了进来，抓住了父亲的辫子。仆人们听到这里闹成一团，忙跟了进来，这才将三人分开。

　　我有一个姐姐嫁入了豪门，她公公做官，比父亲更有钱，府第就像王宫一样。这个贪官通过收受贿赂敛财，极为好色。他有十二个俊俏的侍妾，每个侍妾各有一幢华丽的屋宅。他每晚会选一个地方过夜，然后在那选中的屋门前挂上一只灯笼。不管夜有多深，只要灯笼没有挂出来，那些侍妾们的房门就不许关，也不许去睡觉。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姐夫，比三哥更为无赖。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初，我们被迫逃离南京，三哥带着一只装有三嫂金银珠宝的皮箱去了上海。他问姐夫借一辆轿车，想坐着轿车去金铺拿这箱珠宝换钱。姐夫答应得十分爽快，于是三哥就坐着轿车出去了。当轿车开到空旷之处时，司机忽然减速，一个蒙面大盗从墙后冲了出来，猛地拉开车门，将箱子一把夺过去。然后拔腿就跑。三哥一面叫司机帮他抓贼,一面自己跳出车子去追，大叫「有强盗！有强盗！」但这司机受了贿银，本和这贼一伙的，就没有跟过去。三哥跑得筋疲力竭才停步，有一大群人跟在他后面帮忙抓贼，但这盗贼还是没了踪影。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把三哥叫过去问话。那群人就围在旁边听，但没有一个人看见那贼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他跑去了哪里。最后，有两个孩子走上前来，说他们看到一个人坐在一只皮箱上，就呆在他们的弄堂门口。这样才把那个盗贼拿住，我们从这司机的举止就知道，这次抢劫是我姐夫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把这些金银珠宝占为已有。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所讲的虽然只是其中两件，却可以看出，在豪门大户中，这些人没有基督，所行出来的恶真是超出人的想象。

　　至于我，素来胆小，非常娇气，见了生人就往奶妈身后躲，若有人要和我说话，就会把脸埋在奶妈的衣襟底下。出生在这样的大户人家里面，整天对恶事耳濡目染，任何一个人都会逐渐被卷入这个扭曲世界的无数诡计和矛盾漩涡之中的。这些所见所闻都让我心里惧怕，所以，在长到能辨别是非的时候，我一想到那些大人要扮演的角色就不寒而栗，常常会感到生活虚空。家里人经常请僧侣来家里念经，或请他们在庙里为我们做法事。我们还有一个老法师，教我读佛教正典、诵念佛经，还在佛像面前烧香。我甚至许了吃斋愿，一个月当中有二十五天不吃肉，连鸡蛋也不吃。佛教是一种逃避现实生活的宗教，只让我那悲观消极的厌世之心与日俱增而已，于是我就发愿出家，要到附近的尼姑庵修行；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主在我生命中有何计划，但主早有安排，于是向我施恩发怜悯，保守我没有去落发为尼。

　　后来，我家开始家道中落，各样麻烦事接踵而至。我父母素来恩爱，但凡重要家事都要相互商量，到两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方才行事。当然，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母亲的意思是要投资地产，用家里的钱财购置南京城墙外沿长江沿岸的那块土地。她说：「这片地现在很便宜，若长江沿岸贸易发达起来了，地价很快就会涨起来。你没看见英国汽船已经在长江沿岸通商了吗？南京不久就要成为一个大通商口岸了。」「对此我们怎能有十足的把握？」我父亲回答说，「那片江岸现在只是一个泥墙筑成的小渔村而已，英国汽船不过是在那岸边的一艘破轮船处抛锚停泊而已。英国人不可能在那里有什么商业上的发展。我们可不能把未来押在这上面。有几个曾周游中国的欧洲人过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在安徽南部有好几个大煤矿，不用挖很深就能出煤，只要有资金开采，就能出产大批煤矿。我们中国人砍伐树木来当柴烧，把森林都给毁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可以把煤卖给百姓代替木头做燃料，家里就能衣食无忧了。」讨论的结果，是按照我父亲的意思去做。后来事实证明，他估计错了，母亲是对的。父亲买下三座富含煤矿的矿山，并成立了一个采矿公司。他所委派负责经营那公司的人对采矿一窍不通，在不明智的开销上把钱都白白浪费掉了。我们没有采到什么煤，直到今天，那些矿山还立在那里，据我所知，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人去开采。至于江岸的那块地，后来事实证明，地价的确是高涨了。

　　现在，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断掉了，飞来的横祸接二连三地发生。约伯原本富足，一夜之间落得贫病交加。我父亲的投资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打水漂。先接到一个电报，说我们在另一个城市的大铺子被火烧了；然后又收到一封信，说另一间铺子亏空。接下来，我们的私家轮船在江中沉没。我父亲若认识主，就可以像约伯那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结果父亲虽官职得保，却从此一病不起，我们以为他可能很难熬过这一关了。根据中国的习俗，在人垂危之际就要按照迷信准备料理后事。

　　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仆役们把玻璃吊灯全部擦亮，还把所有的大门打开。在大前门外，放着一个给父亲准备的纸轿子，有纸扎的轿夫和一匹纸马，还有几箱纸钱。每一个香坛里都插上了点燃的香柱，屋子被笼在一片甜香味的淡蓝色烟雾之中。在花园里，木匠们正用檀香木打一口棺材，在大厅里堆满了许多彩色的绸被面和儿女们为父亲准备的礼物。我的姐姐们忙着往父亲的寿帽和绣花寿袍上缝大粒大粒的夜明珠，这样夜明珠发出的光就可以照亮他在冥界要走的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则人手一把香，大人已经吩咐好我们什么时候点香，什么时候跪下来为父亲送终。因为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所有的门一定会打开，好让死人魂走出去，灯笼会点亮，然后就会开始点燃那些纸扎的物什，这时，我们就要把香点燃，跪下大哭着向父亲告别。这些葬礼的预备表明，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咽气。

　　忽然，母亲出现了，她把五哥和我叫了过去，说：「你们两个，到大佛寺去，向城隍爷许愿，求他把你们每个人的寿数减一岁，加给你们的父亲。」

　　这个寺庙的菩萨像面目狰狞，在一个小女孩看来，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我在那一尊大菩萨像前跪下磕头的时候，僧人们敲钟打鼓，方丈穿着黄袍，把我们每个为延长父亲生命而许愿减寿一年的人的名字大声地念了出来，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身体颤抖得非常厉害。回家以后，我决心要再做一件事来救父亲。中国人认为百善孝为先，所以书里满了孝子舍命救双亲的故事。我不知从哪里读了一本书，说有个孩子用一种英勇的方式救了自己父亲的性命，于是就打算照他的法子去做。不过为了让这法子能灵验，我发下誓言，对所做之事守口如瓶，不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当时一点卫生常识都没有，就到自己房间里面找了把生锈的剪刀，用牙咬起手臂处的皮肤，然后用剪子从那里剪下一块肉来。随后我在伤口敷了些香灰，把血止住，又拿一块不洁的手帕把手臂缠好，再把袖子拉下盖住。幸好当时没剪到脉管，否则我真会流血而死的。我将割下来的臂膀肉放在瓦罐里，拿到厨房里去，厨子要代煮，我摇了摇头，自己往瓦罐里加了些水，慢慢炖成汤，然后把这罐汤拿到父亲那里，恳求他把汤喝下。我扶起他的头，他的头向后一仰，压在我割肉的伤处，使我几乎痛晕过去。他喝了汤之后，的确渐渐好了起来，但不是因为这汤，而是因为那位我当时还不认识的慈爱上帝，看到了我的孝心，听了我未出声的祈祷，就医治了父亲。

　　 我的伤愈合得很慢，所受的痛楚极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把手臂盖住，不让别人知道这事。一百天过去了，我完成了所发的誓愿。父母后来知道了这事，很为我的孝心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