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那些年里，南京人口从原先的两万人迅速上升到一百万人。内外的街道都加宽了，公共汽车也有了，很多市政设施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陌生人涌入了这个城市，而政府则热衷于统一中国，改革法律和教育制度，将其军队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不过，当时政府不仅有内忧，更有外患。在黄海海岸对面，有一个强国，知道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当中国政府正尽力改革国民经济之际，日本人却趁机开始蚕食华北，一点点地将这块地方侵吞了下去，并在那些年里试探中国是否强盛到足以自卫的地步。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还有能力自卫，所以日本当时就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在1937年夏，日本首先袭击了北方的北京，然后又突袭了位于中海岸的上海。政府被逼无奈，只好一面把日本人拦截在上海，一面把政府人员疏散到华西的一个山寨里去，然后让日本人进入内地，要把他们引入那如沼泽迷宫似的地带。所以，当日本军队从海岸登陆的时候，老百姓就向西逃跑。所有的政府官员及其家眷都接到撤离的命令，随着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年轻人、有钱人、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则被留在后面。高等教育机构被转移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现代化的工厂则将设备拆卸了一件一件地通过陆路运走。南京像一个瓶颈，几百万狂乱的难民全都想拥进这个城市，在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这里，忍受被日本侵占压迫的恐怖，要么逃往内地，在内地崎岖的山路上长途跋涉。在所有想走的人当中，那几列火车、公共汽车还有轮船只能带走其中的百分之一。那大逃亡的景象真是难以描述，不过，我可以给你讲讲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对自己儿女的一些奇妙眷顾，对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上帝全都看顾。

　　史小姐和柳小姐是两个中国传道人。她们想坐火车去南京城南的乡下避难。她们到了火车站，只见车站里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所有人都想挤上一列已经坐满人的火车。她们发现有件行李落在了后面，史小姐就走回去找行李，可是没有找着。等她回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柳小姐带着现金和其余行李乘火车离开了。史小姐站在那里，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一边手拿着五块大洋，另一边手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袋子。另一列火车开了过来，方向向南，可是这列火车已经挤满了人，而人们却还是去爬车窗，想要坐到列车顶上去。这列车看上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正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问她：「你想在这火车上找个座位坐吗？」

　　「当然想的，」她说，「你可以帮我找一个座位吗？」

　　「跟我来。」这人回答道。他随后就把她带到了特别为政府官员预留的头等车厢那里去。她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居然能有座位坐，但后来才知道这列火车在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停，会一直向前开，要开到一个陌生的镇子才停下来，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下车。就在这里，上帝也供应了她！ 在火车上有一家人租了一只蓬船，所以就邀她同行。当他们在第二个镇子分手之后，史小姐找到了一个自己曾经去过的教堂，于是就加入了另一群基督徒行进的队伍里去。就这样，她一点一点向西走，在西部，她成了家并找到了一份工作。

　　袁小姐也有类似的漂流经历，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带着自己的小布袋和几块大洋，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小小的基督教教堂和宣教站，里面都有热心的基督徒来招待她，这些基督徒大多都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她晚上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睡觉，在井边洗簌，吃他们所提供的简单食物，并在传福音的聚会上讲道、带查经班，然后在接到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时候，就跟着新来的难民一起向西逃。这些难民有的坐蓬船，有的坐独轮车，有的骑着驴、有的步行，穿过了风景如画的中南部山区。内地的基督徒欢迎袁小姐的到来，并请她给路过的这些人讲道，就这样，她有了随时随地做用证的机会。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间，她周游了十个省份，除了沿途所受招待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随处进道，教导和做见证，直到1945年战争束之后才回到南京。她告诉我们，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中国内地会，才对他们无私奉献以及在那些日子里对中国人的殷勤招待有所了解。

　　还有一位王老太太，她与家人在离南京城不远的乡下避难，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租了一间屋子，是一排三幢屋子的当中一幢，成群结队的年轻妇女整天都躲在地下室，为要躲避日本散兵游勇那禽兽的情欲。有一天，她们看见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于是女孩们全都躲了起来，而老太太们则在外面守望祷告。这个日本兵进了第一幢屋子，然后又出来了。正当他要踏入中间那幢屋子的时候，一只狗跳起来咬他，于是他就转过身把那只狗赶走。这样一来，中间那幢屋子他就没有去，径直进了第三幢屋。

　　陈老太太和她全家没钱雇车从南京逃走，只好呆在家里。几个日本兵进了他们的房子，看到有男人站在院子、他们就开枪把他们全打死，然后一走了之。陈老太太和她儿媳妇是唯一两个幸存者，被这场射杀吓坏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怎能够活下去？她们惊恐万分，转身跳进井里自杀。正当她们在井水里挣扎的时候，又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进来，他听见有响声，就从井口向下看，对她们微笑了一下，让她们不要怕，然后放下一条绳子，把她们拉了上来，给了她们一些干衣服，还留下一些钱。她们想谢谢他，而他只说了句：「我是一个基督徒。」

　　正当战乱中的残暴四处肆虐之际，一位勇敢的美国女宣教士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把那些跪下来喊着求她救命的妇女们聚在一处，然后把她们带到金陵女子学院，一群英勇的朋友把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在美国国旗保护下的巨大难民营。她们保护着这些妇女不受蹂躏，长达五个月之久。这些日子里，几所由宣教士们运营的难民营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南京的妇女过去常说：「我们南京人是那个美国宣教士救的，我们觉得她就是耶稣自己。」

　　至于我和李曼小姐，曾经在日本侵略阴谋的阴影下生活多年，这只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不知道它何时会扑过来。我们就如往常那样生活，希望情况能够好转。李曼小姐在完成注音符号版圣经印刷的同时，还要尽力不让我担心。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国朋友来到我的房间里，告诉我关于大逃亡的事情，并催促我们去上海租界住，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对那里发起进攻。

　　我们决定打点好行装之后尽早出发。我们的印刷商汪先生在火车站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才为我们成功地订到了一个头等车厢的位置。后来，好心的列车员让我们的三个女佣和我们一起留在这节车厢里，没有让她们去三等车厢坐。如果她们要坐三等车厢，就得要等下一列火车，而且肯定会在混乱中走失的。她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其中有个女佣叫小金，整个晚上都在嘟哝着：「啊，我的妈呀！ 啊，我的妈呀！ 我们会怎样呢？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小房怎么能住得下？」

　　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问：「李曼小姐，我们在上海住在哪里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主必预备。」 列车准点到站，我们刚到上海站，李曼小姐从车窗向外看，叫道：「喜铃在那里接我们！」喜铃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带着一个护士，旁边还放着一个轮椅。我们曾给喜铃发电报，请她来接我们，所以会期待她在那里接车，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封电报她其实并没有收到。她在早晨做守望祷告的时候，受到感应，于是就下了楼来接这一趟列车。而且我们的列车门刚好停在她站的那个地方。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又发生了一个神迹：在路旁，有两辆空出租车在那里等客。

　　「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想在上海找个地方住。」喜铃告诉我们，「今天就别白费功夫去找房了，你们最好先在医院找个病房住下。」但是医院的病房太小，我们五个人住不下，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八哥，请他帮我们找个地方住。

　　「现在上海连一平方空地都没有了！」他大声喊着说。

　　「那你就尽力而为吧。」我们催促道。于是他就叫他儿子永愉和媳妇亮云去给我们找个地方住。他们整个早晨在街上走来走去，却一处地方也没有找到。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又热又累，于是就到环龙路的一家俄国小餐厅坐下来吃饭。就在街对面就有一排砖房，正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俄国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门上贴了一小块方片纸，那张纸只有名片那么大小。

　　「我们去看看贴的是什么吧！」亮云说，「也许是租房广告。」他们过到街对面，发现这的确是一张租房广告！他们碰巧看到了，而找房子的人满大街都是！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外面，于是她就带他们上楼看房，这个房间带着一个浴室，刚好合乎我们的需要！其他找房子的人跟了过来，于是亮云就留在那个房间里，保住这个机会，永愉则去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找到了一间房，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租不到了，」他说，「所以你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尽快赶过来吧！」

　　就这样，在到上海七个小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搬进了这个在流亡中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