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中国老百姓正在过花朝节，普天同庆万花生辰，各处树木大小枝头都缠满了红布条。红布条在微风中轻轻舞动，喜气洋洋地将生日祝福送给初放的花儿们。

　　我父亲却在总督衙门忙着批阅公文，没时间去庆贺佳节。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母女平安。」

　　「又是个女的！」我父亲叹了一口气，「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便成了我的乳名。我的出生虽然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喜，他们却也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在我满月的那一天，亲友们就带着绣花帽子、童鞋、围兜等礼物到我家来吃满月酒，酒席上特备了一大碗鸡汤面。这面条是长寿的象征，中国人在生辰筵席上总是会摆上一碗的。

　　我父母虽然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可没多久，我又有一个妹妹呱呱落地。他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个妹妹，这已经是第二十个了，所以她的乳名就成了「多余」。我的姐妹们都很好看，只有我相貌平平。不过，唯独我这个「太多」离开深闺，进入教会学校念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有幸写成此书献给各位读者。

　　我老家在杭州，坐落在华中靠海之处。蔡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先人坟墓也安葬于此。杭州是中国名胜之地，云英绕山，西湖如画，有古寺高塔掩映其间，还有湍急的钱塘江潮水，自城南横扫而来，涌入狭长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水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皆为潮水所没，这一奇观被称为钱塘潮。杭州的确美不胜收，所以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我祖父生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的统治之下。他中举之后，又通过了京试，朝廷就派他做广东这一南方重要省份的抚台（注：抚台是对巡抚的尊称。巡抚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是仅次于总督的封疆大吏，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于是，他告别了自己在杭州的妻子、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远离家乡，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便不幸染疾逝世。我祖母听到这一噩耗之后，痛不欲生，接连几天像木雕一样呆坐不语。无论儿子们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前面那一块地。现在，她自己无依无靠，下面却有六子一女要她抚养。

　　祖母素来养尊处优，现在却要日夜不分地操劳起来。她不得不遣散仆役，卖掉房屋，将细软衣裳典当出去，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不过，她决心不辞一切劳苦，供儿子们念书，要把书香门第之风传扬下去。

　　我父亲在叔伯中排行第二，他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幼年时所过的贫苦生活。每当我哥哥们抱怨功课太辛苦的时候，他便会反诘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是怎样求学的呢？我们没有老师，连所需的课本也没有。我要冒着大风雪，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向别人借到一本书，而且还要答应在几天之后一定送还。然后，我和你们的叔伯们在辛苦工作一整天之后，围坐在桌前，借着桌上一盏小油灯的微弱灯光赶着抄写那本借来的书，饿了就抓一把篮子里剩下来的冷饭吃。到了冬天，我们的手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呢！」

　　尽管如此，这个家还是维持了下来。父亲和叔伯们自修苦研，大的教小的，到了弱冠之年，就预备好了要像祖父和曾祖父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踏上仕途。唯有姑母，因为是个女子，就没有让她读书，只让她学着操持家务而已。

　　我父亲和伯父在杭州中了秀才之后，便一起去南京应试举人。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兄弟两个一同进了考场。他们俩都穿着蓝布长袍和黑马褂，头发编成光洁的辫子，戴着黑瓜皮帽，各自带了一个考篮，里面装有水果、笔墨和一副碗筷。

　　考场入口处张灯结彩，大门边的两个公差粗略地搜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的身，看有没有夹带小抄或书籍。之后，他们进到了一个露天的大院子里，已有很多考生和公差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高大的阁楼，四围成列考棚中的情形可一览无余，每列考棚有一百间左右的考房，考房正对着狭长的走道，前面是敞开着的，并无任何遮风挡雨的物件。

　　两兄弟非常紧张，他们形影不离，相互壮胆，但不久后便被拆散到单间考房中去，各自把考篮放在了各自的考房中。考房只有电话亭一般大小，每个单间有一块窄窄的木板当坐凳，墙上有一个放灯的壁龛，钉着一只挂考篮的钉子，另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不久，考官们就把考生召集到大院子里点名，并发给每个考生一卷纸。考生只能用这卷纸答题，因此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纸卷放在衣袋里。天色渐暗的时候，考官们便到各街门前举行隆重的关门封门仪式，这表明考试即将开始。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因任何缘故都不得出入考场。

　　有位考官会从那座高大的阁楼上走出来，打锣把所有的考生都召集到大院子里。大家抬起头，见他一边摇旗，一边高声喊叫道：「喂！亡灵幽鬼哪！这些考生站在这里，你们可要看仔细了！若有谁曾经得罪了你们，现在就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那些紧张的考生们信有邪灵，吓得瑟瑟发抖，有的怕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不久锣又响了，考生们这才回到各自的考房中去。

　　有个公差打着个大灯笼，灯笼两边写着考试题目，缓缓地从每个考房前走过，让每个考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题目。在这三昼夜中。考生们不能躺下睡觉，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一个公差会在走道上来回巡查，预防考生作弊。

　　吃饭的时候到了，锣声响起，每个考生都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到大院里去，那里有大锅大锅热气腾腾的白粥，各人按己所需把粥盛在碗里，「呼噜呼噜」大口喝完，然后各回各房。考生们长期备考，心里焦虑不堪，再加上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过长，因此每次考试都会有几个考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死在考场上，他们的尸体全都会通过墙边的一道暗门运送出去。

　　应试文章写完之后，每个考生便将自己的姓名写在考卷附袋内的纸上，密封好之后就把考卷交给考官。这时大门才会打开，考生离开大院，个个精疲力竭，什么话都不愿说，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躺上几个小时。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考题。考官们会批阅每篇文章，根据文章本身的优劣来判定高下。分数最高的考生往往会得到官职。这种科举制度已在中国实行了有一千多年。

　　一天，有个报信的拿着报帖来见我祖母，报帖上通告，我父亲已经高中了！祖母手头没有钱来赏这个报喜信的人，于是就拿自己最好的一件外衣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来打赏。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可伯父很失望，回到自己房间里大哭起来。不久，又来了一个报信的，报帖上通告，我伯父也高中了。于是祖母又拿了件外衣到邻舍押钱，打赏给第二个报喜信的人。全家人都坐下来庆祝这件大喜事。大家虽然穿着破旧衣服，心里却是无比自豪。

　　家里每个孩子最后都在朝廷里居高位。大伯父做了直隶藩台（注：藩台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布政使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主管一省的财赋及人事）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藩台，住在南京，不久后就升为制台（注：制台是对总督的尊称。总督是清朝的正二品官员，是最高级别的地方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事），并兼任很多重要职位。三叔在京城做了高官（京畿道尹），四叔做了保定知府，五叔做了扬州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知府。而那位素来不起眼的姑母，后来嫁了皇帝的太傅，他的官阶可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高！这就是苦境中结出的甜美果实！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成了南京考场的主考官。那时他常常穿着锦袍，头戴后缀孔雀翎毛、顶珠丹红的帽子（只有最高官阶的人才能戴这样的帽子），坐着八人抬的绿色大轿出行，还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地跟着。

　　父亲非常同情穷苦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考试期间，一天晚上，他想看看下面情况如何，于是脱下官袍，换上公差的衣服就下了阁楼。在黑漆漆的大院子里，他听到有人在呜咽，然后发现有一个考生蜷在石阶上伤心欲绝地哭泣，便问：「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

　　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是无锡人，家母守寡，家境贫寒无力送我赶考，后来有几个朋友凑了些钱，借给我应考。可我写好的文章从衣袋里滑了出来，掉进粪池里去了！天哪，我没了卷子。失去了应试机会，又不敢回去告诉家母，她会伤心透顶的，现在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非常同情他，干是对他说：「我还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你，这样你就可以重新答题了。你在这里等一等就好。」不一会儿父亲就拿了试卷过来，那考生抬头看他的脸，认出他就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您可救了家母和我两条命啊！」

　　在中举之后，父亲联了一段奇怪的姻缘。在中国，男女年幼之时，常常就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事定下，而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根本素未谋面。有时，父母们甚至还会指腹为婚。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和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少女订了婚，女家远在北京。那时还没有邮政局，接连几年都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于是祖母催他进京完婚，并把妻子带回家。

　　父亲长途跋涉几个月，到了北京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她早在两年前就过世了，在那儿等着他的是她的棺柩！根据中国传统，她仍是他的正室，因此他必须得把她的棺柩带回杭州，并在蔡家坟山里下葬。第一个妻子既然已经过世，他就得要续弦，于是就娶了一位杭州女子，可那女子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之后，也早逝了。在她过世之后，他再次进京，娶了一位自己深爱的美丽少女。这就是我母亲，她不仅美丽，而且还很能干，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皮肤如象牙一般细致光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洁整齐，挽了个髻搭在颈项上，戴着金玉的妆饰。她为父亲生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伺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过于繁重，于是就劝我父亲纳妾，好分担一些家务。后来这个侍妾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样偌大的一个家，哪怕在大家庭较为普遍的中国，也可算是较为少见的了。

　　父亲任过几个官阶很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去了南京，1870-1910年间就定居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