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长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李曼小姐照看着我，她是否会因此就停下注音符号圣经的事工呢? 啊，那可没有！ 如果你认为她会停下来，就不够了解我这位名叫玛丽·李曼的义母了。在她看来，困难只不过是证明了她的工作极端重要而已，所以要沉着应对，而决心却是绝不会动摇的。她藉着恒切祷告、充满爱心的照顾以及坚强意志，帮助我从死荫幽谷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她以同样的热心，投入到自己这项自愿接受的翻译任务当中去。很多人也许会把她想象成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健康强壮的女人。其实，她的脊椎受过伤，一直疼痛不止，身体也很虚弱，几乎很少出门。在照料我并满足我很多需要之后，她一有空就工作，工作时坐在一张躺椅上，把一张小桌子放在膝头，打字机就摆在旁边，常常工作到凌晨。这样，她处理了很多来往信件，并继续去做那无休无止、需要全神贯注的校对工作。她还培训了很多老师和学生来协助校对，并尽量把那些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争取过来。她教会佣人们阅读，并让她们作为成果演示给别人看。史特瑟斯小姐（Miss Helen Struthers）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协助这部圣经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李曼小姐得到了上海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的支持。和她想法一致的宣教士也想尽量用这种方法教普通老百姓认字，他们也支持她。不过，说来也怪，文人也好，文盲也罢，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大好机会，对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信心，就连绝大多数传道人也和这些人抱同样观点。他们对汉字过于投入，对将拼写从本地方言变成北京话的可行性过于怀疑，而且很容易就被启用一个新系统时会遇到的困难吓倒了。很多人一开始学都很热情，可是，当他们看到人们反应冷淡之后，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不识字的人认了几个字之后，就觉得非常自豪，因而会抵制一切新生事物，而注音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一门外语，他们对此也就格外反感了。

　　西方人似乎较为容易接受这个，因为他们习惯了注音的拼写，然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绝难接受。中国人习惯于单用强记的办法来一个一个地认字，虽然说话是有抑扬顿挫，却无法辨别声调，只把那些同声调的字当成是不同的汉字辨认。他们的脑子忙着认字，就没有空去思考所读的内容，所以，内容稍微复杂些就往往被完全误解掉。事实上，这一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若没有政府强制性推广，单凭着个人努力是行不通的。不过，一个原本笨拙的妇人，若能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跨过拼写这道门槛，那么，在福音单张或圣经中的亮光就会让她开始变得有智慧起来，她情感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就将会被激发出来，她就能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旦她意识到自己是在阅读中文（她们一开始误以为所学的是英文），意识到自己可以写信了的时候，一旦她能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之美妙，她就会迷上圣经，并为着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悟性而喜形于色。有个讲道人念错了个字，一位老婆婆纠正他说：「在我的这本圣经（注音符号版本的圣经）里，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当然，她念对了，错的是他！

　　最先完工并付印的是《约拿书》，其余书卷也陆续印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几本教材，可以去教那些来我们教堂学习的乡下孩子。乡下人差不多全年都很忙，不过，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他们就有时间学习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最辛苦。孩子们学得比大人快很多，在六周之内，这些孩子就能够很好地拼读书写了，于是我们便让他们带着书回家，嘱咐他们坚持念书，并试着去教别人。他们回家之后，对自己刚受的教育非常自豪，常常给我们寄卡片，上面写着注音符号。不久之后，这群孩子所在的乡村那里来了一个农夫，他笑容满面地过来拜访我们，还带了鸡蛋和炒米作为「谢礼」。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注音符号，」他一开始就说，「可真是个活宝贝。我的女儿名叫宝珠，今年在你们的速成班念书。她回到家之后，给我们念圣经，还开始记账！这可真让我们吃惊。这样一来，我们的邻居就常常过来串门，要听她念书。

　　「有人说：『这真神了，这个娃儿原先一个字也不识，现在居然可以读圣经了。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有人说：『也许她念得不对。我们去叫一个上过学的大男孩来试试她。』于是他们就把一个念过书的大男孩叫了过来，给了他一本圣经，然后叫宝珠读她自己的那本圣经。她每个字都念对了。那个男孩子念了5年书，还没有她读得好。现在，我们村里人只要遇到新字和难字，都拿过来问她，如果这字旁边有注音符号，她就能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字。所以他们都把她叫做『小字典』。」

　　漆匠和木匠的故事也很有趣。我们雇了一个人为我们漆房子。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可惜目不识丁。他第一天参加我们晨祷的时候，看到厨子、洗衣妇和拉车的苦力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轮流读当日经文，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们就劝他也去学注音符号。他站在那里，满脸通红，耳根发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是个结巴！不过他还是很想学。于是，就看见他在工余时间，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抓住一页纸，开始拼读「b-b-b-b啊，b，p-p-p啊，p，m-m-m啊， m，d-d-d啊d」，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不断地念叨着「b啊，p啊，m啊，d啊」，连站在梯子上刷漆的时候口里也念念有词，还在刷漆刷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拿起书看看，找一些生字来念。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些门的木头坏了，而且窗户也朽烂了，所以在上漆之前，我们得要找个木匠把这些修好才行。那木匠一到，漆匠就走上前去劝他学习注音符号。当木匠开口读这些音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大家都围了上来，想知道什么事那么好笑。漆匠说：「他也是个结巴。」不过，口吃这个毛病不仅没有让他们两个人灰心，反而使这个结巴老师和结巴学生学得更加带劲。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坐在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各自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喝茶，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书。

　　现在，政府开始全力推广注音符号了。所有的小学课本里面都标上了注音符号，连很多告示上都做了标注。有一个市长，下令要老百姓们到大众补习班里去学注音符号，但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说： 「我们太忙。」于是，这位市长就把老师安置在城门口，挨个考核入城的人，看他们是否会读注音符号，只有会读注音符号的人才能进城。问题解决了，所有补习班全部报满了，因为乡下人都得要进城来卖东西。

　　在1937年6月，教育局在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一百名代表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一起学习如何教老百姓认注音符号。普及教育部部长知道李曼小姐做过的事，就请她送几个学生过来给这些代表们做演示。李曼小姐就与我们的一位中国老朋友袁小姐取得了联系。这位小姐在南京城南30公里左右的村子里传福音，她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建了一座小教堂，并且亲自和泥水匠们一起来建堂。她正在教一帮男女孩子们读注音符号。这些孩子们整天都要干活，在山上挖野菜、拉车、放牛、砍柴等，每天傍晚，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能过来上半个小时的注音符号课。袁小姐接到信，就雇了两辆马车，跟学生们说，他们可以和她一起进城。这些学生们挤进了车里，打扮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女孩子用黑帕子把头包住，书放在篮子里。这些孩子觉得进城是一件极为好玩的事情，睁大了眼睛要来看首都的各样奇妙事物。李曼小姐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领到了教育部富丽堂皇的大门里面。

　　他们进了大礼堂之后，眼睛睁得更大了，前排座位上坐着很多教育家，不过这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色地通过了所有测试。代表们受邀来考考这群孩子们，于是其中一位代表走上前来，拿起一本他们带来的书，随手翻了一页，叫一个孩子朗读出来。这个孩子开口就读，非常成功。另一位代表自己带了一本有注音符号的书，就拿出来给一个男孩读。虽然这男孩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却能将里面的内容朗读出来。第三个代表指了指墙上的标语，请一个女孩来念，她也念出来了。这次演示给这群教育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把注音符号权威赵元任博士准备的一套注音符号纪录片作为奖励，赠送给李曼小姐，还请我们预备一篇关于注音符号价值的演讲稿，要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那时，我的身体刚好恢复了一些，于是就口述了这篇演讲稿，后来又通过口述，出版了几本关于注音符号重要性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