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被看作利益的威胁(1846-1900年)

  • 晚清的「教案」不断,原因复杂:
    • 大部分严重教案的背后都有士绅的策划和煽动。他们以文化传统、教义、习俗和道德伦理为借口攻击基督教,实际上是因为宣教士威胁了他们的利益:
      • 宣教士不受地方士绅控制,士绅赖以控制地方的礼法及乡勇对传教士不起作用,原来维护士绅的官府也不敢采过分行动。
      • 信教民众脱离了士绅们的辖制。传统的礼法、乡例不一定能应用在他们身上,士绅主持的地方摊派或公共义务有时也可获豁免。受士绅剥削与欺凌者可以找宣教士出头。一旦民教诉讼,士绅未必能得着好处。
    • 某些宣教士的不当行为触发了教案:
      • 1846年,清政府同意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天主教教产,但在执行时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悲剧。从康雍到同治已经相隔一百多年,原来的天主教教产已经几度易主,成为民居、祠堂、庙宇、学校。由于年代久远、文件不全,若建筑物的外型曾被改动,识别起更是不易。所以出现天主教宣教士强指某民居是教堂,还有宣教士要求居民偿还一百多年的租金及利息。
      • 法国天主教宣教士常因民教纠纷与地方政府交涉。为此,中法达成天主教宣教士的某一级神职品位可比附中国地方政府的某一职级的协议,这个官阶品位对照表被某些有文化优越感的天主教宣教士滥用,儒家士大夫难以容纳他们逾礼僭越的做法。
      • 宣教士大都会介入信徒的诉讼案件,动机复杂,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 有些宣教士为了保护信徒免受逼迫而放弃信仰。
        • 有些宣教士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野蛮不公正,信徒应当享受按着西方标准的法律保障。
        • 有些宣教士认为帮助教民诉讼,可以增加更多信徒。
        • 宣教士未必了解整件案件的底蕴,往往只听信徒一面之辞,先入为主地站在信徒一面。如此往往被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一件原来只是普通的民事冲突,若其中一户突然宣布信教,并向宣教士求助,整件事件便立刻变成民教冲突;宣教士积极使用「保护传教条款」,固然保护或取悦了信徒,却也种下了许多民教仇恨。
  • 教案模式
    • 民教双方在彼此的猜忌、仇恨情绪愈来愈高涨之下,就会爆发武力冲突、流血事件。
    • 教案发生以后,被牵涉的宣教士除直接向地方政府抗告外,同时也会向母国领事报告。
    • 领事接到消息后,一面着手调查,一面向该国驻北京的大使汇报。
    • 大使会向中国的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要求中国按中外条约秉公处理;有时甚至会以外交及武装力量相要胁。
    • 总理衙门担心事件会演变成严重的国际纠纷,乃至给予列强入侵中国的借口,必然责成地方官吏严加办理,妥善结案。
    • 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只能遵从宣教士或外国领事的要求来办理。有时为了保护士绅,就抓无辜小民顶罪。
    • 教案对民教双方都造成很大的不幸,西方列强更常以教案冲突为借口,胁迫中国割地赔款。
  • 宣教士对教案的两种态度
    • 有些宣教士主张报复。如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不少宣教士主动为联军提供情报缉拿真凶,有的甚至指挥教民打白条夺取无人商店的物资。
    • 有些宣教士不主张报复。如内地会不寻求领事帮助、不接受赔偿,完全交托给神;在这城受逼迫,就离开去另一个城。有些差会则减免他们所应得的赔偿。
  • 义和团事件
    • 义和团原为民间组织,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后来被清朝政府利用,烧教堂、杀基督徒,围攻外国使馆。
    • 义和团运动后果:
      • 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计9.8亿两。1943年废除《辛丑条约》,实际付出6.7亿两左右。最终导致清朝的崩溃。
      • 造成损失最大的教案。更正教188名宣教士被杀,共有5千多信徒殉道,直隶、山西一带损失最大。
      • 火的试验洁净了教会。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
      • 宣教士开始反思,不再依靠条约的保护干预诉讼。
      • 宣教士开始重视培养本地教牧人才,支持中国教会自立、自养。

辛亥革命时期:基督教被当作革命的掩护(1900-1911年)

  • 基督徒积极参与革命
    • 基督徒大量投身辛亥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就是基督徒。单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便占百分之三十。
    • 部分宣教士鼓吹在中国实现其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教会学校常成为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之地,基督徒和教会学校的学生受宣教士的影响,积极参与革命。
  • 革命党利用教会
    • 基督徒受中外条约保护传教条款保护,官府必须证据确凿才能控告。因此,1895年广州起义前,两广总督已得到有关孙中山行动的密告,但由于他是基督徒,所以未有确实证据不敢拘捕。
    • 教堂也受保护传教条款保护,官府不敢随意进入搜查,因此常被革命党人用来做为贮存弹药的地方。
    • 一旦革命失败,基督徒的身份有利于革命党逃脱官府的缉捕。在宣教士及外国领事的介入下,从犯多数免罪。一些非基督徒的革命党甚至冒充基督徒以求取得同样的特权,如黄兴。
    • 1907年百年宣教大会作出两个重要决议:1、重申宣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沒有任何政治目的。2、要求宣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从事反对政府的行为。

新文化运动时期:基督教被视为救国的出路(1912-1921年)

  • 教会备受国人欢迎
    •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革命党里基督徒众多,自然在新政府里大量参政。虽然中央政府被袁世凯掌握,但在民国初年,政教关系良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教会都备受国人尊重和欢迎。
    •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不但没有自救,反而陷入内困外交。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当务之急不在政治革命,而是唤醒沉睡的国人。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接受全盘西化。中国人认为西洋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19世纪的基督教因「洋教」身份受排拒,20世纪初的基督教却因「洋教」身份而受到欢迎,被视为一条救国的出路。
  • 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快速发展:
    • 1895年成立,到1920年已在全国31个主要城市建立分会,共有四万多会员,在大、中学校的校会也有会员近二万人。
    • 青年会开办商业和技术性的正规及短期课程,为青年提供各项的活动,如各种球类、游泳等,把许多西方流行的运动介绍到中国来。
    • 定期举行各种公开演讲会,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担任讲者,讲述有关西学及社会性的问题,极受民众欢迎,很有影响力。
    • 青年会提出「人格救国」的口号,以基督博爱、公义、和平的精神来改变国人的心理,许多演讲会都围绕这一主题。陈独秀曾发表文章,建议国人学习耶稣的人格及精神。
    • 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东亚巡回干事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1871–1963年)于1915及1918年两度来华在各大城市开布道会。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下令学校放假,让学生赴会听讲,情况极为热烈。1915年的一次听讲者已逾十二万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万。艾迪后来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 青年会在活动后会鼓励参加者去查经班、了解基督教信仰。1920年参加查经班的人数达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当年信主。
  • 宣教工作:
    • 义和团事件是新教宣教史上最严重的迫害,但却吸引了许多有受苦心志的宣教士。美国在19世纪末的大奋兴运动及学生志愿运动之后,成为差遣最多传教士来华的国家。受世界经济和自由神学影响,新教国家的信徒比任何时候都富有、乐观,所以来华宣教士从1900年的1500人激增到1920年的6636人。不少人带着社会福音的理想而来,立志把中国改造成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信仰的国家。
    • 义和团事件以后,民教冲突减少,民国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传教工作没有重大的政治障碍。新教徒从1900年的9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36万人。
    • 1908-1911年,加拿大长老会的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带起东北教会的大复兴,主题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6)。
    • 1910年,美国长老会郭显德的中国弟子丁立美牧师(1871-1936年)发起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团员1170人,带起山东大复兴。
    • 天主教徒从1900年的72万人增长到1924年的224万人,比新教人数更多。天主教更加注重拯救灵魂,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在孤儿院等慈善机构而不是普通教育,只有一所耶稣会开办的震旦大学,所以社会影响比较小。但在神职人员的神学培训上,天主教却远远超过新教。
    • 1900年以后,俄罗斯正教会开始在中国北方宣教。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归属于十月革命后流亡的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
  • 教育事业:
    • 科举制度废除后,教会学校不再与中国脱节,反而比大部分官办学校质量更好、英文更有优势,所以入学人数增加,学生的社会背景和地位大为提高。教会学校由贫民学校演变成贵族学校,学费是公立学校的四、五倍。
    • 宣教士预见到,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将发现西洋文化并不等于基督教文化,18、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主流还是无神论。为了避免教会在知识界失去影响力,他们集中资源发展高等教育,到1920年设立了14间教会大学,如圣约翰、文华、金陵、汇文、东吴、广文、岭南、华西协和。
    • 虽然教会学校广受欢迎,可以自给自足,但却不再以栽培信徒子女和宣教人才为目的,普通信徒未必能承担学校的高昂学费。学生大都来自非信徒家庭。
  • 医疗、文字及社会公益事业:
    • 1920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347间,诊所473间,每年诊治的人数逾三百万人次,透过收取诊金及自行筹募,逐渐自给自足。
    • 中华基督教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成立于主后1890年,除出版刊物以提供医疗教育知识外,又从事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医疗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 罗氏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 feller Foundation)支持成立,一方面资助不少现有的医学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又于1919年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日后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医学院。
    • 文字工作在此阶段非常篷勃,出版机构相当多,最主要的有广学会、圣教书会、美华书馆、中国主日学协会、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的编辑部等。1919年,和合本圣经出版,一直沿用至今。
    • 教会开展慈善及各种改良风俗的运动,如劝戒烟酒嫖赌,鼓励不早婚、不纳妾、不买奴婢等。
  • 教会的超宗派联合:
    • 1907年,在上海举行了更正教来华百年纪念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1877、1890还有两次全国大会,但这三次都是宣教士会议,中国信徒出席者总共只有7个。因为此时教会基本在宣教士的控制和管理之下。
    • 1910年,自由神学背景的世界宣教大会(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爱丁堡召开,决议协助各宣教工场国家成立全国性的续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
    • 1913年,爱丁堡宣教大会的主席穆德来华推动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参加中外信徒为1比2,共120人,会后在上海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在爱丁堡会议上发表反宗派主义演讲的中国牧师诚静怡为总干事。续行委办推动合一、进行许多调查研究事工,1914年开始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 19世纪同一宗派、但不同地区的教会都派遣了传教士来华,形成的差会和教会众多,彼此互不隶属,非常混乱。因此,一些宗派推动宗派内部合一,同一宗派的各教会隶属于同一个中央组织,不同差会所建立的教会在行政及策略上尊重中央组织:
      • 1905年,长老宗各教会组成中国基督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China)。
      • 1912年,圣公宗各教会组成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
      • 1917年,信义宗各教会组成中华信义会(Lutheran Church of China)。
      • 浸礼宗各教会组成中华浸信联会。
      • 1939年,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各教会组成中华卫理公会。
  • 信徒的社会地位提高:
    • 早期来华宣教士能接触的福音对象都是贫苦大众,信徒基本是下层人士,教会因此在社会上备受轻视。不少信徒加入教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受雇于宣教士糊口谋生,被称为「大米基督徒」。第一代信徒所受的训练有限,只能作为传道助手,无法独当一面。
    • 传道助手地位卑微、收入微薄,唯一的福利是可以将子女送到教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19世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大都只能投身宣教事业,不能改善社会地位,但在教会里的情况有所好转。第二代本地传道人因受过中等教育及正规的神学训练,一般都能独当一面,不少人获得按立。
    • 清末中国急欲西化图强,大量渴求西学及外语人才,给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增加了许多出路。少数基督徒子弟在教会学校毕业后,被宣教士保送出洋深造,回国后成为不可多得的西学人才。
    • 清末开办新式学堂,信徒子弟自幼接受教会学校的西学训练,父母比较开通,所以报考官校的比例更大,毕业生在新政府里任职也比较多。
    • 基督徒凭借西学知识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晋升,在不少第三代基督徒家庭都明显可见。有些家族的第一或第二代只是家境困贫的基督徒或传道人,但20世纪初的第三代大量成为重要的的技术官员,凭着医学、法律、矿务等方面的知识投身于清末洋务运动。这些人踏入民国以后,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成为显要人物,在西医和法律专业中占的比例很大。还有一些积极投身与西方有关的百货业、保险、银行、影相、西药坊等商业,在学术机构任教的也不少。
    • 信徒社会地位的改善,改善了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像,教会的影响力也相对增加。基督徒不再是与社会主流脱节的边缘群体。
    • 20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复杂而多样化,另一方面教会学校与宣教事业脱节,所以这条信徒社会晋升的途径已没有之前那么明显。在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90%以上的信徒还是贫苦大众,慈善工作仍是传教的主要方式。

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基督教被当作救国的阻碍(1922-1927年)

  • 五四运动的影响
    • 五四事件之前,知识分子积极寻找救国出路,从西方输入各种的思想,并且热切地学习及推广。报刊杂志里到处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几乎每一个主义在中国皆可找到它的市场及追随者,但却没有造成知识界的严重分裂,因为:
      1. 绝大多数新主义、新思想都只是停留在推介的层面,并未曾被付诸实际行动。
      2. 此时的知识分子相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更能治本和彻底,所以尽量不涉入政治,而是致力于文化及思想上的改造,所以互相比较宽容。
      3. 这些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其实都是人文主义思想,是法国大革命所鼓吹的理性、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精神。
      4. 1920年7月,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前往中国和日本讲学,对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他的口号是:「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你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完全相信它。」
    • 五四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对北洋政府全然绝望,发现单有真理并无用处,会被拥有强权的军阀和官僚无情地压制。真理必须靠赖强权的捍卫才能得以伸张。因此他们毅然从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中退却下来,重新返回政治革命的道路去。知识分子重新被政治化的结果是:
      1. 彼此分裂、分门结党,希望实践所信奉的思想。这些党团组织彼此意见冲突,为了鲜明旗帜及政策需要,一切问题都要被两极化,彼此非友即敌、势同水火,再无缓冲容忍的可能。如:陈独秀在10年代还可以将教会的组织与耶稣的人格精神分别开来,批评前者而独肯定后者,数年后为了反帝国主义的需要,则全面地否定基督教。
      2. 他们迫切需要可以具体实践的行动方案,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所以许多10年代激动人心的思想,在此时期均被摒弃。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及青年挣脱传统桎梏时曾扮演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在救国的急务上,除了教育再无任何具体策略。所以在20年代,只有少数不参政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由主义,其他人大都因其陈义过高、缓不济事而予以放弃了。同样,基督教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此时也也不能立刻见效,所以也不再被提起。
    • 五四运动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认为救国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理论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将感情理论化的出路。所以在20年代,反帝国主义成了中国人确认的唯一自救之途,国、共两党均以此号召人民,普罗大众目睹日本侵华步伐加紧,也对之深信不疑。在反帝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基督教被指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教会学校被指控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
  • 无神论思想的传播
    • 民国成立后,随着留学归国的人逐渐增加,无神论思想广为流传,宣教士对世俗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忧虑成为事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被广泛接纳和推崇,国人不但对科学的研究和成果全然接受,甚至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价值观来重组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因而排斥一切违反自然和理性的神话传说,宗教自然不会例外。
    •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宗教问题论战,举办了一系列宗教讨论会,广邀中、外学者就「人是否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问题发表意见。绝大部分学者皆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亦可由其他东西取代。
      1. 此时国人以救国为前题,来检证宗教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宗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教是否对中国有用。这些标准都是来自西方的无神论思想和科学主义,如胡适的自由主义、李石曾的无政府主义、蔡元培等的进化观念。
      2. 20世纪初的反教者大量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来反对基督教,而护教者也用西方学者的话来反驳,几乎是重复了近三、四百年来西方社会的宗教论战。19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指控她违背传统;但20世纪中国人的反教,却是指控她违背现代科学。
    • 无神论思想如此普遍,以致一位官员对某宣教士说:「从前做基督徒的,总爱对别人说他不拜偶像。但今天这个注脚已不再能做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分判了。因为有更多非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 非基运动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名,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校址开会,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导,奴役中国人民。这群学生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此时期大部分学者均反对宗教,支持非基运动。中国基督徒起来回应的很少。但由于是没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两个月后无疾而终。
    • 第二阶段:1924年,全国反帝情绪高涨,国共两党不断鼓吹反帝思想。非基运动卷土重来,并得到国、共两党支持,两党的刊物和外围青年组织纷纷参与。非基运动从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变成政党推行政策的工具,有步骤、有规模。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争取青年人的头号对手。
    • 第三阶段: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帝怒潮,排外情绪强烈,不少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聚会受到干扰,非基运动趋向暴力化。1925至26年间,各地教会学校爆发了60多起学潮。国民政府支持非基运动,纵容人民骚扰教会。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都在反对基督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所高举的民族主义,背后其实都是来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反而是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非基运动受到政府的抑制,所受冲击较少。而北伐军所到之处,教会备受攻击,宣教工作或停滞、或收缩。
  • 收回教育权运动
    • 20年代提出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的团体非常多,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观点,主要有三方面观点:
      1. 非宗教教育的倡议:
        • 教会学校最初的目的宣教及训练本地传道人,虽然后来教育的目的盖过了宣教,但传福音的目标仍然保留。即使是1910年自由神学盛行下的世界传教大会,与会的中国代表仍通过以教育和传教为传教教育的双重目标,教学学校宗教课程十分重视,每天早上有聚会,下午有祈祷会、学生青年会等等。寄宿学校还规定学生在星期天必须上主日学、参加礼拜。
        • 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主张的是蔡元培,他在1912年提出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1922年提出宗教对人格的发展有损,同年7月,胡适提出向心志未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
        • 蔡元培等人认为教育必须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能成为别种企图的工具;教育的目标是为发展学生的人格和个性,不应特定灌输一套宗教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这正是10年代开始在中国盛行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2. 破坏民族感情的指控:
        • 人文主义在20年代逐渐被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所取代。民族主义者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以保国保种,反抗外人的侵略。因此,1922年,汪精卫指控教会学校是奴化青年、破坏国民性的工具,少年中国学会、中国共产党也有相同的主张。
        • 民族主义者指出,教会学校一方面灌输崇洋媚外的思想,又限制在校学生的政治活动,使他们成为头脑简单奴隶成性的民族,任由外人宰制;另一方面又向学生施利诱,如为他们介绍升学、就业,以至出洋,使他们甘愿受洋人役使。20年代民族主义已被简化为反帝国主义,教会学校不让学生反帝,就是彻底地禁止学生爱国。
      3. 实施教育主权的坚持:
        • 民族主义者既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则实施教育便成为国家所应独有的主权。
        • 教会学校设立之初,中国还没有国家的教育系统及学制,所以不同的差会都是按着其母国的学制来发展教育事业,既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也不受其监察。20世纪初清朝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系统后,为了避免麻烦,没有要求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学校立案。民国成立后,教育部规定各级私立学校必须呈报批准方可设立,但并未强制执行,教会学校也多不遵循。
        • 在华的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反而往往向设立该学校的差会所属的母国注册,由母国颁授学位,目的是为了使学校取得国际上被认可的地位,以方便学生将来出洋升学。但教会学校的校董会在外国、校长是外国人、学制是外国的,连学校也在外国注册,从法理上就是在华的外国学校了。
        • 教学中、小学的庞大数量,以及自成系统,使反对者侧目。1921年,北美国外传教会议顾问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来华调研后,建议将全国各级的教会学校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提出了宏伟的规划。该报告完成于1922年年中的非基运动期间,严重刺激了民族主义高涨的国人。
    • 20年代,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1926至29年,国民政府通过种种对教会教育管制的法令和措施,使宣教士认识到,在华开设教育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
    • 虽然大部分有历史及规模的大、中学校均在立案后续办,并且由传教学校(Mission School)改组为基督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但鲜有新的发展。1931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的基督教大学共有13家:金陵、沪江、燕京、东英、岭南、辅仁、齐鲁、武昌华中、协和医学、金陵女子、福建协和、三江文理、湘雅医学。小学由于禁止设立宗教课程及活动,不少差会干脆停办。
  • 非基运动因政治而兴、又因政治而止
    • 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放弃大革命时期的排外立场,政治形势逆转。由旧政治驱动的非基运动在新政治的压制下结束。
    • 此后,宋美龄带领蒋介石受洗,中国在国民政府时代政教关系良好,基督教青年会等也得以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建设。
    • 非基运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1.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两次号召都立即得到国人的热烈支持,人数众多,反映了背后群众心理的一致趋向。
      2. 否定基督教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等。这些人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都不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却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人文主义和无神论的产物。
      3. 非基运动的影响继续流传,在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中俯拾可见。

非基运动以后的教会(1927-1937年):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歧

  • 教会必须回应非基运动的批评
    • 对一切宗教的批评:
      1. 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
      2. 宗教使人逃避现世,只顾来生,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减低人民积极面对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这样往往亦成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3. 宗教在现代社会已无存在的功能,它是过时的产物。
      4. 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锢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拒绝接受新知,因而不能进步。
    • 针对基督教的批评:
      1.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 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将基督教传给中国的国家。历史上,基督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20年代传教事业仍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 差会在中国拥有大量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吸引了广大群众,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产生亲英、亲美的思想。
      2. 基督教的排他性强,天主教与更正教势如水火,不同宗派间也互相攻讦,妨碍了中国人的团结。
    • 这些批评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反响,在历史里都可找出其根源线索,所以要回答并不容易。教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这些攻击和挑战。
  • 教会回应的两个重点
    • 国人对基督教的挑战,使基督徒反省两个问题:
      1. 「基督教是什么?」(What do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mean?)
      2. 「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What is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
    • 基督教被当时的国人指为迷信、反科学、反理性。20世纪是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一切神迹奇事皆被国人否定,基督徒亦难以招架;再加上西方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盛行,对圣经的超自然部分也不重视、甚至予以灵意化的解释。因此,教会对「基督教是什么」的回应,大都持自由主义的若干或全部观点,认为神迹并无特殊意义,基督教的重点和主题也不在这里,基督教的本质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
    •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教会需要回应三方面的问题:
      1.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到底是否人民的鸦片,使他们只顾来生、不顾现世呢?基督教的现世意义何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何贡献?
      2.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绝望的困局中;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及自强自救。在这个大方向之内,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所占的角色又为何呢?
      3. 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的宗教。在当时中国人亟亟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基督徒应站在那一边?为了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必须使教会脱去外国的性质;即是说,本色化的教会必须要建立起来。
  • 教会合一的努力:
    • 基督教的分裂、宗派间的互相排斥,一直是被人诟病及攻击的地方;宗派间的互不闻问,也使基督徒不能团结合作。宗派的存在,也明显地带着西方差会的色彩,例如巴色会、巴陵会、伦敦会、安立甘会,连名字都是外国的。
    • 宗派间的合一:大部分宗派均谋求使国内由不同差会建立的教会合并在一个教会系统之内,并组成全国性的联会以统筹协调;又将宗派的名字易作较合中国文字习惯的叫法,或在宗派名称前冠以「中华」二字。1927年,英国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合并成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诚静怡任会长,会友12万人,成为中国最大的新教宗派,但该宗派受自由派神学影响。
    • 事工的合一: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变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任务是联络全国各教会,开展中华归主运动。在抗战之前,该会共有十六个宗派的教会参加,占全国信徒人数61%。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浪潮,协进会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促成本色化的中国教会。部份宣教士不愿卷入政治、并不认同协进会的主张,所以协进会从未得到宣教士的全面支持,在筹备中即遭美南浸信会拒绝,一些参加协进会的基要派也逐渐退出。1926年3月,内地会决定脱离,不久宣道会也表示不再参与。
  • 自治自养:
    • 经过1877年、1890年和1907年的宣教士大会,宣教士们认定必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到1919年,已经正式按立了1065名中国牧师,中国传道人逐渐从宣教士的助手变成了同事。
    • 自立运动三大模式:
      • 华南地区:在本宗派内发展自立自养教会,和差会继续保持合作。
      • 华北地区:联合与自立相结合,在组织上脱离,联合不同宗派的中国信徒,但依然和国外差会保持良好关系。
      • 华中地区:完全脱离外国教会,建立中国人的教会,不受国外差会管辖。
    • 有代表性的自立教会:
      • 1906年,俞国桢在上海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 1917年,魏保罗在北京建立「真耶稣教会」。
      • 1921年,敬奠瀛在山东建立「耶稣家庭」。
      • 1928年,倪柝声(1903-1972年)在上海建立「聚会所」,其后在各地建立聚会点。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到1949年已有七百间教会,信徒超过七万人。倪柝声在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受婴儿洗,但在独立宣教士和受恩的影响下,神学源头是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达秘和乔治)和内里生命派(盖恩夫人、宾路易师母、慕安德烈、史百克)。
      • 1933年,王明道(1900-1991年)在北京建立「基督徒会堂」。王明道是在英国伦敦会的学校读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他不在意建立大教会,对接纳信徒受洗非常谨慎。他坚持敬虔的信徒才能参加诗班,否则宁可不用诗班。他的教会不用牧师的头衔,也不庆祝圣诞节。他极力避免金钱对教会可能造成的侵蚀,不受宗派观念的局限。他也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一定要清楚这人的信仰和生命。他不认为通过社会活动来改良社会是教会的职能,所以他的教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搞募捐。
    • 自立教会的特色:
      • 创始人若与原差会或宣教士有过节、或对原属宗派不满,对国外的礼仪和神学思想反叛会比较大,例如组织独立、传道人毋须按立、守圣餐时以擘饼形式等。
      • 创始人大都是奋兴布道家,强调感情的投入过于理性的知识,管理教会采取家长制、训练信徒采用学徒制,但在系统、严谨的神学训练相对比较缺乏。
      • 部分教会与西方宗派及教会历史传统割裂,跟随本教会领袖,造成反学术、反神学、非历史化的倾向。
      • 部分教会轻视神学传统,自称直接从圣经领受所有真理,虽然按字面释经、却只是按中文字义释经。但他们信仰的重点不在神学思想上,而是在生活的应用上,强调行为的改变,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 倪柝声、王明道和宋尚节受到来华基要派宣教士的影响,虽然没有与国外的基要主义运动发展深入、直接和持久的组织联系,但却发展出中国本土的基要派神学及组织,成为与自由派对抗的重要力量。
      • 20年代非基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也是教会自治自养最迅速发展的时期。外国宣教士撤退时,本土自立教会却乘时而起。
      • 20年代末至30年代,民族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放缓,教会自治自养的努力也放慢了。但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来华的宣教士及经费明显减少,许多医疗、教育、慈善事业均告萎缩或停顿,很多从前受差会资助的教会也要被迫自养。有些教会辞退受薪的传道人,由义工取代全职传道。
  • 华人宣教:
    • 1925年,石美玉医生和胡遵理教士创办伯特利布道团,1931年宋尚节(1901-1944年,美以美会背景)加入,领导人是计志文(1901-1985年,美以美会背景)。他们的布道工作足迹及全国、香港及东南亚,信主人数极多,帮助不少地区的教会复兴。
    • 20、30年代的中国教会兴起了不少奋兴布道人才,王明道、倪柝声建立教会,宋尚节游行布道。他们大都不接受固定月薪,而是仰赖信徒的爱心接济,过信心的生活。对中国教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他们无论在宣教效果和属灵的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所有宣教士,塑造了日后中国信徒的属灵观念和信仰模式。
  • 本色化(Indigenization):
    • 本色化指将基督信仰与传统文化连上关系,尽量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谐协调地互存互长,包括礼仪和神学两方面。
    • 礼仪上的本色化:19世纪已有不少传教士朝此方向努力,如教堂以庙宇形式建筑、传教士穿华服、遵守华人习俗男女分坐等。20世纪初一些中国基督徒学者如刘廷芳、许地山、蒋翼振等尝试朝礼仪本色化的方向而努力,创办「紫晶」杂志,发表许多由中国信徒写作的诗歌、祷文,并探讨适合国人崇拜仪式,其中有若干突破和成就。此外,如「普天诵赞」等诗集所收录部分由中国信徒创作的歌曲,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作品。
    • 神学上的本色化,大致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是由中国人写出一套符合他们的思路和关怀的神学。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
    • 要整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做法有多种:有从最原始的「人有我有」主义(Me-tooism)入手,即强调基督教讲的东西,中国人很早已讲遇;反之亦然。以此来认定东、西方圣人心本相同,消除国人对基督教的抗拒。例如指出基督教之上帝即中国古时的「天」、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同样注重孝道、中国的「仁」即基督教的「爱」、两个信仰皆有「己欲立而立人」的道德金律……等。比较进一步的,是看到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分别,各自有其独特性质,因而主张互相补充。补充之法有二:一是指出儒家文化在那些地方有缺陷(如缺乏超越神观、对人性的黑暗面体会不足),和基督教可有的贡献;二是将基督教的「西方文化外衣」脱掉(如「非希腊化」的主张),还原一个原始基督教来,与中国文化结合。
    • 北京证道团成立于1920年,由一群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目标一是证道,证明基督教如何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二是改革教会内部的问题,如教会的信仰内容、组织、制度、仪式等。他们办了「生命」月刊,后与另一份刊物合并易名「真理与生命」。
  • 自由派和基要派对社会问题的两种回应: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基督徒身份及教会在世的角色的不同理解,使教会分裂为两个阵营:
      1. 基要派:在中国也被称为属灵派,他们坚持圣经无误,强调个人内在敬虔,关心人的灵魂得救,不对社会问题作具体直接的回应,而是等待基督再来。他们相信人的社会问题只是属灵问题的副产品,虽然信徒在社会上有应尽的责任,但最大的任务却是传福音、救灵魂。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教导日感疑惑。
      2. 自由派:他们否定圣经无误,接受社会福音,主张信徒参与社会改革,实践基督爱的精神,并使社会福音化,盼望在地上建立神国。他们认为这是教会对社会最大的责任,也是信仰对中国的意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教导持开放态度,如进化论、圣经批判、信仰比较等等。
    • 19世纪的来华宣教士大都是属于基要派,持守欧洲的敬虔主义及美国奋兴运动的思想,强调世界的腐败、个人灵魂的得救、以及对永生的盼望。1910年代,自由派神学引起宣教士们的关注,担心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取向,导致福音精神被歪曲。但那时没有出现公开的争议。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来华宣教士,不少受到美国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一面致力于个人布道、一面参与改造社会,注重通过教育改变人心。1920年以后,超过一半的宣教士投身于教育事业。
    • 1920年以后,若干海外留学的中国信徒将自由派神学思想带回中国,两派的纷争从北美延申到中国,分歧公开化并尖锐化,以内地会为主的基要派组成「中华圣经联会 The Bible Union of China」。1922年以后,基要派与新派的论争日渐加剧,虽然基要派仍然坚持合一的理想,但对以往的合一模式保持警惕。而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则受到自由派神学影响。
    • 社会福音思想影响了一些中国信徒,如吴耀宗(1893-1979年)、赵紫宸(1888-1979年)、吴雷川(1870-1944年)等,他们的目的与共产主义很相似。而青年会则成了社会福音的主要阵地,推动社会改革工作,例如扫除文盲、公民教育、社会救济、工人运动等。但中国信徒所信奉的社会福音与美国不尽相同,并不像美国人一样乐观地认为天国可以实现在地上。他们着重福音的社会意义,是因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但30年代以后,有些人逐渐认为:信徒应该参与社会,但不应抱太大期望,因为在人犯罪后,社会已经是一个罪恶的社会了。
    • 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20世纪的中国基督徒也经历由文化取向的关怀到社会取向的关怀。他们最初认定福音对中国的贡献在改变国人的自私、软弱、无能,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基督本身,是基督那种勇敢面对罪恶、向恶势力挑战、对真理抱有极大执着与毅力、热爱人类的精神。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激发及鼓励国人去面对社会、改造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关心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生活相调协。但是到20年代末期,教会领袖已从本色化问题的关注转到对社会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基督教与革命等。
    • 这一时期,基督徒发起许多社会改革工作,如禁毒、禁酒、禁赌、救灾、改良风俗、乡村建设等,如:「中华民国拒毒会」、「道德会」、「南京改良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徐宝谦的江西黎川实验计划等。基督徒也努力面对中国人的苦难,参加反帝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青年会大力推行公民教育,与上海各教会团体组织了「基督教战地难民救济会」,从事战区服务工作。
    • 中国基督徒在此时期的各项工作都非常努力,局部的成就也不少,但总体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在当时的个危难环境中,任何改良性的工作都不可能立刻产生很大的效果。改良主义无法扭转全局的命运,因此,30年代以后,有部分基督徒从社会改革的奋斗转向政治革命,要求对中国作全盘的改造。
    • 关注社会问题的基督徒,一方面是受自由神学和社会福音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如:吴耀宗在30年代已有转向政治革命的倾向,但仍然拒绝接纳暴力革命;但到40年代中叶,他开始接纳暴力革命的形式。这转变并非基于任何圣经或神学的理由,纯粹是现实的考虑。他发现,不管自己高兴与否,暴力已存在于世界中;所以他认为基督徒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以暴力去消灭暴力,二是放弃使用暴力而让现存的暴力继续存在。他抉择了前者。
    • 中国并无真正的社会福音派,现实的考虑才是真正左右其行动的抉择。因此,这些信徒缺乏自身的神学反省,信仰很容易被外间的挑战所动摇,悲剧往往由此产生。
    • 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牧者认为,信徒唯一重要的任务是传福音,不应浪费精力于文化或社会。他们对时局的回应是:
      1. 不可以忠于信仰与文化两个主人;
      2. 基督徒一定要与旧人及其生活方式全然割断,文化改造实际上是被世界欺骗;
      3. 基督来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摧毁它;
      4. 基督徒若真要改造世界,只有透过好行为来为基督作见证,而不是实际事务的参与。

抗战和内战(1937-1949年):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两种成长路线

  • 自由派和基要派在抗战中的不同反应
    • 自由派的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都积极投身抗战救亡的各项服务,十分活跃。
    • 基要派的领袖并不主张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救国。倪柝声提醒信徒不应该过分注意战事,而应该在艰难中多传福音,寄希望于基督再来。但基督徒聚会处的成员们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救亡工作,但他们不是忙着避难,乃是忙着传道,在抗战时期足迹遍布各地,包括内地和边疆,比以前的影响更大。
  • 沦陷区:教会被迫完全由中国牧者和信徒带领
    • 1941年底之前,欧美各国仍保持中立国的地位,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继续宣教。欧洲国家因欧战逼近、经济不景气而大量削减拨款,宣教事业被迫缩减。
    •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200名宣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沦陷区的教会被迫完全由中国牧者及信徒带领。
    • 日伪政府要求华北教会脱离西方差会,整合为超宗派的统一教团,以方便控制。部分教会领袖与日军合作,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理由是:挽救时艰、保全教会,争取发展空间。
    • 抗战期间,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继续竭力传道。他拒绝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并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但日本人并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
    • 罗马教廷保持战时中立政策,并获得日本和国民政府认可。1944年8月,被关押的天主教外籍教士大部分获释。
    • 东正教会采取亲日策略,与日军控制下的「俄侨防共委员会」关系密切,为日军举行的集会上祈祷、演讲。
  • 后方:中国信徒独立拓展瘦身的教会
    • 促进了学生福音事工:逃难者中青年学生最多,部分是到后方报国,部分是随学校迁徒。他们离开家人,一切的接济亦告中断。美国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委托基督教青年会进行学生救济工作,世界学生联盟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也在英、美等地筹款设立救济基金,交托基督教青年会分派。青年会对学生提供全面的照顾,积极开展学生福音工作。抗战后期学生福音事工兴旺,王明道、赵君影都起了很大作用。1945年7月成立「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  China Inter Varsity Evangelical Christian Students Fellowship」,赵君影担任总干事。
    • 促进了边疆福音事工:由于教会西迁,接触到从前鲜有人留意的边疆少数民族,因此产生了向少数民族传教的异象。「边疆服务团」专门从事布道及服务性事工,边疆宣教工作的异象在抗战结束后仍然,其中一位便是写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边云波。
    • 促进了自立、自养:由于缺乏外来援助,教会的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均大为缩减,经济负担较轻,所以这一时期教会自养较为成功。大部分宣教士都没有撤退到后方,所以抗战期间后方教会的发展几乎全部都由中国信徒策划、领导。
  • 抗战胜利后:财产使教会重新倚赖钱财
    • 各教会机构相继回迁,教会学校亦迁回及复课,但反而面临财政困难。由于房舍财产受到严重的破坏,亟需大量金钱修残补缺,但信徒所能捐献的实在有限,教会只有更多地仰赖外国差会的援助。无法从国外筹集资金的机构被迫关门,教会小学大多数都无法复课。
    • 德国差会所开办的教会被被视为敌产,信义会等差会所设的教堂被中国军队占领,1948年年底才归还。
    • 一些有能力寻求外国支援大、中学校、教会医院等,对外依赖大大增加。到1949年,中国教会极大地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差会的援助,自养能力大大退步。
  • 内战时期:教会不同的应变措施
    • 1948年,政权变更的阴影笼罩全国,各差会及教会纷纷制定各项应变措施。
    • 部分教会团体撤离中国,转移至香港续办。不少差会将其总部及重要机构迁往香港,重要档案、房地产契据、有价证券转到香港存放或存入香港银行;
    • 将年轻的宣教士调往香港及东南亚发展新的工作,年长的宣教士留下坚守。来华宣教士从1947年的3500人减少到1949年的1700人。
    • 加紧宣教,训练中国传道人和平信徒领袖、增加圣经知识的教导。
    • 大量印刷、派发圣经和属灵书籍。教会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不留钱、不留纸、大量印,运书到各地倾销。
    • 信奉社会福音的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1893-1979年)为首的「进步力量」主张对基督教进行改造,对新政权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 协进会通过吴耀宗与中共沟通关系,1949年6月提出要彻底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10月10日,协进会发出「给全国基督徒的第三封信」,表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
    • 1949年6月30日,罗马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共产主义法令。
    • 1949年,中国天主教有信徒327万人,神职人员14358人教堂25000处;新教有信徒90-100万人,神职人员22964人,教堂7000处;东正教有信徒30万人,神职人员300人,教堂300处。

改造、文革和改革开放(1949-2000年):显露两种工程

  • 改造时期:自由派草木禾秸的建造被显露
    • 教会在战兢恐惧中迎接新政权的来临。但在最初的数月间,新政权并未予教会太大的干扰,宗教活动、教会学校、医院仍可继续。教会人心稍安,纷纷努力在各个方面去适应新的时代。
    • 1950年6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侵略中国之罪行」一文,两星期后韩战爆发。
    • 1950年8月,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主张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到1951年年底,签名达到32万多人,占即全国信徒的45%以上。
    • 1950年10月,中国参加韩战,11月开始驱逐宣教士。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财产,中国则没收美国在华财产,其中大都是教会拥有的教堂、学校、医院。
    • 1951年4月,中国政府要求教会拥护政府的政策,积极参与抗美援朝,检举、控诉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
    • 1954年7月,经历了多次控诉、改组和三反五反,教会已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出任主席。
    • 大宗派由于拥有大量学校、医院,断绝外国差会的援助之后,很快全面崩溃,被纳入三自阵营内。相反,当时已经自立、自养、自传的本土教会,却成了最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基要派,如王明道、倪柝声和敬奠瀛领导的教会。
    • 王明道拒绝参与三自运动,因为他认为三自会的神学基础是不信的自由神学。由于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本身就是自立教会,所以打倒他是不容易的。1955年8月,王明道被捕,次年9月认罪获释,但出狱后又因拒绝与三自合作而再次入狱。如此反复八年,最后被判无期徒刑,这反而使他绝处逢生,灵性上得到极大的复兴,自此以后,宁肯死在监狱,也不说一句谎话。
    • 当时的基要派反对三自的理由,是反对与不信派联合,但避免触及政教关系。反而使一些天主教会神父没有民族主义包袱,直指建造地上天国的总路线是敌基督的乌托邦,如龚品梅主教(1901-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1988年才获释。
    • 1955年10月29日,政府宣布三自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动皆属违法。
    • 1956年1月,在五反运动中被捕的倪柝声被指控支持帝国主义及国民政府、反对民众运动、败坏青年、破坏生产、犯淫乱等罪,被判刑15年,1972年死于狱中。4月,小群教会改组加入三自。
    • 至此,改造教会运动在组织上已经完成,三自运动的参加者动机各不相同。而在三自教会之外继续聚会的信徒被称为家庭教会,他们把顺从执政党高过顺从神的三自看作不贞洁的教会。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间长期对立,并非因为宗派或教义之争,而是因为政治力量扶植自由派在教会掌权。
  • 在凯撒和上帝中间挣扎的三自教会:
    • 三自教会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均紧跟形势,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仍遭禁止,牧师和传道人被批斗、劳改,吴耀宗、赵紫宸等当初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等均未幸免。
    • 1971年4月,出于外交的需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安排外宾参加宗教活动。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8月,一些在劳改的牧师和传道人被派回广州负责接待来防的外国宗教人士。
    • 1977年10月,出于统战的需要,叶剑英提出要正确执行宗教政策。
    • 1979年4月,宁波教会成为文革后第一间重开的三自教会。9月17日,吴耀宗病逝。
    • 1980年1月,由于国际压力,王明道被释,但没有平反。因为没有平反,他不愿意出狱,政府只好用计将他骗出来。1991年去世。
    • 1980年2月,中国三自会常委会恢复活动,10月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负责教牧工作。自由派人士丁光训(1915-2012年)出任两会主席,他主张「因爱称义」,否定圣经中的神迹。
    • 1991年2月,中国基督教协会成为自由派的世界基督教协会WCC会员。
    • 1991年12月,基督教两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约有信徒500多万人。
    • 1997年,三自会撰文介绍,中国有基督徒1,000-1,400万,牧师1,500名,其他全职教会事奉人员16,500人。自三自恢复以来,发行圣经约1700万册。
  • 复杂的家庭教会:
    • 家庭教会长期处于地下和半公开状况,情况复杂、难以准确统计。不同的家庭教会的属灵背景和属灵光景可能完全不同,包括福音派、基要派、改革宗、灵恩派、自由神学、成功神学、安息日会等等。由于相对缺乏牧养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传道人,家长制比较严重,容易滋生极端、异端甚至危害社会治安的邪教。因此,不可因部分信徒的美好见证而以偏概全,美化和理想化家庭教会的整体状况。
    • 中国教会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现严重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所以神允许用逼迫来拆毁草木禾秸的建造。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教会,老一代基督徒都面临逼迫,有人至死忠心,也有人软弱跌倒。但并不是至死忠心的,就等于信仰纯正;也不是反对自由主义,就等于没有民族主义。
    • 80年代以后,国内不再有全面逼迫,局部或零星的逼迫时有发生,但原因非常复杂:有人因信仰受逼迫;有些人是因为行为的破口而被抓住把柄;有人在狱中刚强,出狱后却被名利击垮;有人主动挑战政府,把殉道当作属灵追求或属灵资本;有些甚至是极端、异端或邪教。
    • 90年代以来,各地家庭教会发展迅速,人数急剧增长,但并不能称为建立在真理和生命基础上的属灵大复兴。许多地方所传的并非纯正的福音,而是内心平安、健康成功、家庭和睦、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等廉价福音。因此,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击下,一些家庭教会的异端和世俗化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因此,我们不可刻意偶像化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需要褪去光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可自认为只有自己在为主背十字架,才能健康成长。目前大部分家庭教会还需要继续建立牢固的真理根基。
  • 神借着抗战中兴起的学生事工,结出了海外华人教会的果子:
    • 1922年,赵君影(1906-1996年)在非基运动中信主。
    • 1938年,赵君影在西南联大开始做学生工作;
    • 1944年,赵君影、艾得理(David Howard Adeney,1911-1994年)、于力工(1920-2010年)和江守道(1915-)一起在重庆推动中国学生归主运动。
    • 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赵君影任第一任总干事。许多学生以后成为著名传道人,如陈终道(1924-2010年)、滕近辉(1922-2013年)。
    • 1945年-1950年,神在沿海地区借着学联会的工作带来复兴。
    • 1948年,赵君影前往香港建立香港培灵学院和新加坡神学院。1956年移民美国,推行中华归主运动。
    • 1950年以后,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宣教士秉承内地会精神,通过大学对面建教堂和学习英文圣经等方式积极培养本地人才。台湾成立了校园团契,香港成立了学生福音团契。
    • 1960年-1970年,大量港台留学生出国,在海外开始华人查经班。70年代之后,查经班渐渐发展成海外华人教会。
    •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大陆留学生到海外接触福音并纷纷信主。
    • 1989年以后,大批大陆学生和学者信主,这是中国学生事工的重要转折点,大批知识分子在海外信主并委身事奉。
    • 2000年以后,海外留学生有机会回到国内,将福音从海外带回中国。

二十一世纪: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和新兴城市教会都要面对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 三自教会的分化、与家庭教会的交流:
    • 三自教会的领导阶层并不能代表基层教会和信徒的属灵光景。
    • 基督教两会是国家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自由派神学是领导阶层和神学院教授的主流思想。他们主张少提神迹、复活、因信称义、基督再来审判,因为这些教义把不信的人当成罪人,会分化群众团结、破坏人民感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人间天国,所以不需要基督的教赎,更不需要基督再来审判。
    • 基层三自教会的信徒和牧师大都持守传统的福音派神学,尤其是沿海教会历史悠久的地方,信徒比较能分辨自由神学。随着信息的开放,大多数基层教会经常是表面上服从官方的立场、实际仍保持教会自主。一些地方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关系良好,私下常有交流。
    • 2018年3月,基督教两会出台《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提出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深入挖掘圣经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培养圣经研究人才,为重译圣经或编写圣经注释打下坚实基础。
    • 2018年4月,国务院《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介绍:中国有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佛教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教职人员约22.2万人,寺院约3.35万座。道教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教职人员4万余人,道观9000余座。伊斯兰教2000多万人,教职人员5.7万余人,清真寺3.5万余处。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教职人员约0.8万人,教堂和活动堂点6000余处。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教职人员约5.7万人,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
    • 2019年4月,基督教两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约有信徒3800多万人(其中已受洗2500万人),教堂6万座,圣职人员(牧师、教师、长老)1.4万余人,专职传道员约2.2万人,神学院校22所。自三自恢复以来,发行圣经约8000万册。
  • 新兴城市教会:
    •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三自教会和传统家庭教会的新兴教会,他们不在官方教会的体制之内,比三自教会更加渴望自由和独立,比传统家庭教会更加公开化、更加重视文化使命。这些教会的传道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律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归国留学生或移民,有一定的神学基础。
    • 新兴教会大部分信徒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有些信徒忽视教会的传统和神学,对教会没有委身,不固定聚会;有些信徒寻求的只是内心平安、亲子关系、夫妻之道、健康成功,甚至只是文化基督徒;有些信徒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化,并没有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实际,只重视解决家庭教育、焦虑症、抑郁症等现实问题,而不是属灵生命和大使命。
    • 有些新兴教会是非建制的、文化性的,无法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 有些新兴教会重视体制化和公开化,神学上认同改革宗,体制上采用长老制,在三自教会体系之外进行登记。
    • 有些新兴教会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受到政府的限制而发生冲突。一些主张民主、宪政的人士牵涉其中以后,往往使事件政治化。
    • 有些新兴教会分门别类,把自己定位为面向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使低学历、体力劳动者被边缘化。讲道越来越像上课,却缺乏直指人心的圣灵能力。
    • 有些新兴教会靠成功神学、恩典福音或灵恩教导来吸引人。
    • 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和新纪元思想的流行,韩国异端也纷纷进入中国、建立城市教会,如万民中央教会、母亲上帝教(又称神的教会、证人会)、新天地耶稣教、救赎派寻迷羊(包括马可楼、以马内利教会、好消息宣教会)、庇哩亚派等等。

思考问题:

  • 对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教会在两种救赎和两个国度之间的不同选择,应该作怎样的属灵反省?

视频资料:

  1. 近代教会史-清末民初的中国教会-庄祖鲲(27分钟)
  2. 中国教会历史-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1)-苏文峰(27分钟)
  3. 中国教会历史-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2)-苏文峰(22分钟)
  4. 中国教会历史-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1)-苏文峰(31分钟)
  5. 中国教会历史-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2)-苏文峰(34分钟)
  6. 中国教会历史-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教会(1)-苏文峰(33分钟)
  7. 中国教会历史-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教会(2)-苏文峰(24分钟)
  8. 中国教会历史-海外华人教会现状(1)-苏文峰(35分钟)
  9. 中国教会历史-海外华人教会现状(2)-苏文峰(13分钟)
  10. 中国教会历史-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1)-苏文峰(35分钟)
  11. 中国教会历史-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2)-苏文峰(27分钟)
  12. 近代教会史-现代海内华人教会-庄祖鲲(2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