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夏天，尚节中学毕业以后，接着就是升学问题。那时他打算升读南京金陵大学。在筹备期间，他妈妈和大姐在家制备衣服、打点行装；他自己则努力工作，一是在家译著，一是与姐夫一起下乡布道。
宋学连牧师是个善于记日记的人，尚节也在一九一七年开始跟爸爸学写日记，以后就养成了习惯，差不多饭可以不吃，日记却不可以不写。后来，他的同工都说他每天无论如何忙，至少都要抽出一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写日记。他写日记的字写得极细、记得极详，直到他临终毫无间断。这些日记，都是关于他生平珍贵而确切的材料，直到1995年以后才陆续出版。
除了写日记以外，尚节也代父亲编辑《奋兴报》。在中学时，尚节每于课余之暇，都帮忙译登一些稿件。学校里的期刊，他也曾任过主笔，又常常在各报纸上投稿，所以现在主编《奋兴报》不会有手脚生疏之感。还有，尚节的姐夫林质甫传道（即林文彬牧师）是一个很有国文根底的人，在文字工作上也给他帮助不少。
此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探索各种救国救民之道，尚节也不例外。在文字工作之余，他做了一个乡村布道计划；这计划得了西教士的赞助，他便集合同道青年多人，每礼拜下乡，轮流到各小学去，先和教员谈话，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向学生布道。这里包括讲故事、教唱赞美诗、做有意义的游戏、发福音画片等等。
工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姐瑞珠忽然患了吐泻疫症，不到三四个钟头便去世了。次日，幼弟也患了吐泻疫症，全家夜不能眠。尚节向神哭祷，主若允许幼弟存活在世，他愿终身传道。几天后，弟弟完全好了。但赴金陵大学升学的计划，从此成了问题。
一天清晨，他在家不远的雷山顶上，独自一人向神祈求重生。清凉的微风拂面吹来，花草的繁茂、枝叶的苍翠，都在吸引他追求欣欣向荣的灵恩，大有不得不休之势，但却不得而归。
有一天，他忽然记起父亲的重生是由于读《罗马书》和《约翰福音》，于是又绞尽脑汁，想从克己修炼着手，但也一样不得要领。他那时还不知道，新的生命是从圣灵生的，是有其定时定期、不可强求的。
尚节赴南京金陵大学的计划，因大姐的突逝而受了挫折，但是升学的志气却没有失去。当时的大学经常罢课，就是不罢课的时候，学校里也很少有人有时间、有心情去读书，总是政治的活动多，学习的活动少。究竟到什么地方升学好呢？无论进哪间大学，情形总是大致相同的。
这时，物理课刘丽川老师在课堂上讲，由于美元贬值，留美费用至多三百元。于是尚节就想到出洋留学。他在一周之内，时刻与父亲谈论留美之事，几乎如痴如狂。这自然是个奢望，因为他的家境那时并不丰裕，连在家就近上学都还是一个重负。当尚节向爸爸述说这个大志时，宋牧师对他说：「不要梦沉沉啊！莫以为我有血汗给你去吃洋墨水、出风头。你不要以为我是谁……我不过是教会里一个穷传道罢了。」
这个答复并不在尚节预料之外。但地上的爸爸虽然不答应，他还有位天上的爸爸可以呼求。尚节于是跑到山上，向天父奏告他到外国升学的志愿，他也向神说明，出洋留学的目的是做传道，终身事奉主。
这样的祈祷持续了一个星期之久。天父果然是有办法，祂真的是位大能的神。宋牧师向郜牧师（W. B. Cole）谈及此事，郜师母说四年前，美国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laware）嘱咐他们代选一个中国学生留美，她可以写信再去问问。一天晚上，郜师母请宋牧师到她家说，卫斯理大学校长已经来信，答应给尚节一个免学费的名额。郜师母还应允，尚节到了美国以后，她可以帮助他找一个工读的机会。
宋牧师一面将此佳音告诉尚节，一面对他说：「我确实没有能力供你出洋，传道三十多年，所有的积蓄还不到一百元，就是都给了你，也不够川资的一半啊！」
父亲这一番又有理、又无奈的话，不啻一盆冷水浇背。尚节沉思了半响，仍旧跑上山去呼求神。
当时，有一帮在福音书院的毕业生已经做了传道人，都是宋牧师的高足弟子。他们一听见尚节有志出洋留学，而且又有机会，将来学成归国、又决意为神做工，都为之兴高彩烈。他们知道他的困难是川资无着，便都愿慷慨解囊，为他共筹出洋的旅费。他们之中，有出十元的、有出二三十元的，不多时，赴美的川资已筹足了。这些数目，尚节都一一记帐，预备到了美国、赚得工资，就立刻清还。
统计有五六百元，赴美的旅费是不成问题了。碰巧那时金价大跌，当时美金与金价挂钩，一美元只值银圆九角半，这使旅费不但充足，并且绰绰有余。于是尚节做了一套西装，还添置了一些衣服鞋袜，在春风骀荡中起身出洋。这是一九二零年二月十日，同行的还有另外七位同乡。
尚节离开兴化的那天，父亲因事外出，没有送别，只有妈妈在家，拉着他的手叮咛再三。哥哥亲送到汽船码头，还帮他提箱子等物。年轻远别，自免不了依依之情，但前途的希望就像东升的旭日，光芒万丈地引领他，所以心里的悲伤，也就都被它驱散了。
过了七天，汽船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同行的七位阔少夜以继日地游公园、看电影、逛游艺场，只有宋尚节足不曾出旅馆的大门，不但上述的那些娱乐场所他没有去，连那些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比如面面对峙的先施、永安两间大公司，以及公司的屋顶花园等，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只在旅馆里面读经、祈祷、看书、看报、写日记，和在老家生活丝毫没有分别。
在阴天下雨、不能出门寻乐时，那七位阔少便把宋尚节拿来当话柄、做笑料，把他当成可以开胃开心的土老儿。其实，据他自己说：「我何尝是土老儿不识玩呢？但是仅有的旅费都是借来的，怎能像他们一样任意挥霍呢？」
一九二零年三月二日，尚节所乘的尼罗号（S.S.Nile）启碇前向美国。那时，只有坐头等舱才能在美入境，不致被认为苦力。他乘坐的头等舱船票需要二百四十元。船出了吴淞口，进入大海，颇有些摇摆，同行的人都害了晕船病，只有尚节在甲板上独自凭栏远眺，俯视沧海、仰望晴空，愉快地歌颂创造宇宙万物之主。
那天晚上，尚节又踱到甲板上，见夕阳浸在碧波中，晚霞把天空织成美锦。他独自一个人倚着铁栏杆，两行清泪就簌簌地落了下来。这不是因为去国怀乡而感到悲哀，也不是因为想念骨肉之亲而引起离情别绪，更不是因为憧憬前途而在担忧，而是为了数算不尽的浩大神恩而感激涕零！
贫寒之家出身的尚节，在头等舱享受的是生平从未体验过的阔绰生活。那七位同行者都因晕船而不能起身用膳，只有他一人独占八人的餐桌，独享丰富的大菜，爱什么就吃什么。此外还有两名侍役，只供他一人驱使。
到了美国以后，金价飞涨，一美元居然值银圆二元多。尚节一算剩余的美元，还有二百四十六元，就留下六元作自己在美的费用，其余全部寄回了父亲。这样，出发时金价骤跌、到达时金价飞涨，这二百四十美元不但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他还提议哥哥也赴美留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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