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用伊斯兰教审判腐败的教会

　　在旧约时代，神偶然会用异教外邦人来审判堕落的子民。启示录第二章及第三章，神的灵向着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警告神的子民，如果不能持守对神的忠贞，神将会把见证的灯台从他们中间挪去。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可以解释为神对着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时所做的修正。到了第七世纪，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恶贯满盈，等待审判。

　　主后571年，穆罕默德（Muhammad）在麦加一个高贵的家庭中诞生。年轻的时候，他跟随着贸易商队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并不欣赏当时所认识的基督教，因为混杂着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对自己的同胞崇拜多神的偶像非常不满，所以决定将生命投入改革运动。他自称神亲自给他启示，就开始写下可兰经。

　　姑且不对穆罕默德作评价，他无疑在性格上有矛盾，但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确实鼓动起一份急需的改革。他宣称，神只有一位，而他自己则是神的先知。因着他对偶像崇拜以及其它罪恶的强烈批判，他和他的门徒在主后622年必须从麦加逃亡。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的开始，这也是他自己事业的一大转机。主后632年过世的时候，整个的阿拉伯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哈里发（Kaliphs）继承了穆罕默德，带领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主后635年，大马色（Damascus）陷入伊斯兰教军队手中，接着基督教的几个重要据点，像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亚历山大城也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教堂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改建成清真寺。如同一股洪流，把整个北非的基督教完全消灭，只有很少的几个社区存留下来。凡是不肯否认基督的，一律杀无赦，而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在伊斯兰教军队中升官发财。横越西班牙并且进入法国，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股洪流。直到主后732年在都尔（Tours），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军队才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侵略者遭受到严重的击溃。

　　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从印度直到西班牙，伊斯兰教一直在扩展，而且这种征服并未结束。这一场大浩劫，对教会的影响是难以想像的，可是真正被消灭的，并不是教会属灵的运动，而是人们引以为豪的罗马教会组织、教会对人们灵魂结局的控制、以及偶像的敬拜。神使用伊斯兰教，不但审判外邦人拜偶像，神也用伊斯兰教审判基督教的偶像敬拜。

　　教会远离圣经的教训，各种偶像的敬拜盛行，到了主后726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他下诏禁止任何偶像敬拜。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也维持这个政策，可惜遭到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强烈的抗拒。双方拼命地争执，只能引来更多可耻的暴力，因为他们对属灵运动均无兴趣。

尊重圣经权威、鼓励简朴生活的改革者保罗派被指控为摩尼教

　　在利奥皇帝从人的这一方面下令之前，就有一些属灵的人们开始抗拒这些邪恶。在一群信徒中间，他们除了基督徒（Christians）、或是弟兄们（Brethen）以外，不喜欢有任何其他的称谓。他们坚决地反对偶像崇拜，圣物（译注：相信一些东西具有神圣的能力）以及罗马教会其他的一些错误。第七世纪中叶，他们在亚美尼亚一带颇为活跃，人们称他们为保罗派（Paulicians）。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叫他们保罗派，或许因为他们对使徒保罗以及他的书信相当尊敬。罗马教会列举保罗派许多罪状。当一个教会的生活完全违背他自称所拥有的真理，就会黑白不分。对他们而言，实际生活中的圣洁远不及教义重要。人类堕落的本身实在是可怕，怎么可能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教会，能够在许多方面行出可憎的罪行，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从神来的特权。他们只能在口舌上说一些合乎传统的教条，就以为可以定所有人的罪，认为别人都是异端。就是这样的教会，极力地迫害那些在基督面前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不知道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不会要人能背诵什么教条，祂所要的乃是顺服主的心。主说，从果子就认出他们！在黑暗时代的神职人员，似乎对圣经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立场的人，都承认保罗派一般而言是尊重圣经权威、鼓励人过简朴的生活，作一个敬虔认真的人，与罗马教会那没有味道的见证是截然不同。他们的敌人做见证攻击他们，可是他们却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追求简单的、遵守使徒的教导，并且根据圣经，否认罗马教会能够代表教会。

　　当我们研究保罗派，或是历史中其他的团体，历史学者时常在采用一些记录的时候不够严谨。特别是那些记录是他们的敌人所写的。罗马教会对不肯向他们屈膝的人是严加迫害的，不但希望消灭这些叛徒，并且要把任何有关这些叛党的记录加以丑化抹黑。这就难怪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充满了定罪，而没有真实的记录。在以后的世纪中，当人们试着要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们可以理解的文字，罗马教廷为了维持她对人的灵魂的控制，就使用了许多的手段，把译好的圣经及翻译发行的人一并焚烧，因为他们这些人犯了要把「神的话语」广传的「罪」。这正是保罗派的人所犯的一样的罪，当然也就会有同样的遭遇。

　　保罗派的人不承认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可以管辖分散在各地的聚会。地方教会只应以神为他们的元首。有一些神的工人仿佛新约时代的保罗，可以在各地走动，帮助建立各地教会的灵性。当时他们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教条，因为各个聚会藉着不同的人的服事，都有它独特强调的部份。他们并不需要以教条来求合一。他们属灵的合一乃是建立在他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生命为基础，这个生命能在每天日常生活中见证出来。他们极度地强调圣经的权威，尊重神的话语，作为他们属灵成长的根基和指南。

　　在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之间，有一本亚美尼亚文（Armenian）的书叫《真理之钥》，把当时保罗派基本的信仰和行为记录下来。作者姓名不详，自称是一位弟兄。书中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读圣经和祷告，第二就是合乎神的话的圣洁生活。罗马教会指控保罗派就是摩尼教，但是很难理解，一个如此尊重圣经的人怎么可能会接受摩尼教的观念？如果要接受摩尼教的看法，大部分的圣经都要改写了。

　　《真理之钥》反对给婴儿施浸，但是主张教会应该为信徒的孩子祷告，长老们应该鼓励父母养育教导下一代能够敬虔、认识主以及主的话。浸礼只有给那些愿意见证他们悔改和信心的人。这就和罗马教的观念相违背，罗马教认为藉着洗礼将神的救赎加给人。他们不仅对要接受洗礼的人有着圣洁的要求，对施浸的人也是相当严谨。在设立长老的记载中，作者强调必须符合圣经中所提到的各样条件，一个愿意做长老的人，必须有勇气承担长老职份所带来的危机，并且准备为主受苦。

　　保罗派吸引了那些对基督有激情爱慕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单纯而又圣洁的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都是谦卑而又有像使徒一般属灵的人。为了传讲神的话，他们把生命倾倒，宁死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保罗派殉道者康士坦丁·史瓦那

　　在那些教师之中有一位康士坦丁·史瓦那（Constantine Silvanus），有人说他是保罗派的创始人，可是有许多的见证，保罗派早在丁史瓦那之前就很广泛了。这些人把他的名字和保罗派的创始联在一起，只不过是显明，人们就是喜欢把每一个运动的开始归功给人，而不肯承认是圣灵的工作。

　　这位弟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大约在主后653年，他接待了一位亚美尼亚的旅行者。这旅行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他送给主人一份极为贵重的礼物，那就是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康士坦丁藉着读神的话，就被圣灵所感动，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生命就催促他做见证，因此就知道有一些弟兄们拒绝在组织化教会中的偶像和迷信，所以他们就在一起有交通，并且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开始在一起聚会。康士坦丁就改名史瓦那，从此就将一生投入传讲福音、并建立教会的工作上，一直到他在主后684年殉道才结束。他定居在亚美尼亚靠近吉比沙（Kibossa），从那里传扬神的话语东到幼发拉底河谷（Euphratesvalley）的各地，西至小亚细亚。神用他带领许多的罗马教会和异教徒信主。

　　主后684年，拜占庭（Byzantine）皇帝担心史瓦那的成功、以及保罗派的广传会给他带来危机，就下令禁止，从首都派一位名叫赛蒙（Simeon）的大臣到亚美尼亚，将史瓦那用石头打死。赛蒙本人在执行一连串的迫害工作之中，详细观察了保罗派的人在苦难中的表现，对他们生活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自己也受感动，而成为基督徒，并且加入他原本要摧毁的行列中。他回到首都以后，虽然继续服事皇帝，却仍得不到平安，就逃到吉比沙（Kibossa），开始服事更高的一位君主（上帝），并且接续他所处死之人的工作。不过他也只工作了两年，就因为皇帝下令，要全面扫除保罗派，就和其它的一些弟兄们一同被烧死。皇帝本来想藉此来强迫保罗派顺服、并加入官方组织的教会，但是他并没有成功。逼迫的火只会使得人们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多的教师被神兴起，以取代那些殉道的人，主的工作更加兴旺。

保罗派殉道者塞尔吉乌斯

　　在保罗派的基督徒中间，另一个值得注意神的仆人就是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是第九世纪前的三十五年，在小亚细亚一带服事。正如史瓦那一样，他也是藉着读圣经而得救的。是因一位敬虔的姐妹问他为什么没读过福音书，提醒了他不只是罗马的教士可以念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读圣经。他不但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承受了一个燃烧的呼召，去传讲能改变他自己的真理。虽然一直是一个木匠，他却时常行走各地，并且他所写的书信也在众教会之间广为流传。塞尔吉乌斯的服事带着独特的权柄，神不但用他教导信徒，并且给他排解异见的恩赐。在众教会尚未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之前，很不幸，时常会有不同看法上的分歧，塞尔吉乌斯自己后来也为主殉道。

保罗派看重自己的权利以后，就消逝了

　　第九世纪中叶，狄奥多拉（Theodora）皇帝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据说在五年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无法言述的恐怖中惨遭灭命。在保罗派中间就有一些人，他们属灵的刚强并不能抵挡当日严厉的考验。这也许是因为在超过一百年间，他们是在一些比较有同情心的皇帝统治之下，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看重自己的权利，甚过对基督的热忱。这永远是神的众教会一个危机：每当神的子民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并以此为最重要之事的时候，很快，肉体的方法就要进来，教会就将失去它属灵的能力。这正是保罗派中一部分人的光景。当外面逼迫厉害到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地步，有一些人不肯从上头寻找够用的恩典，反而跟随一些领袖和逼迫他们的人争战。他们和伊斯兰教合作，因为伊斯兰教当时所打的旗帜，就是消除罗马教会的偶像敬拜，寻求自由单纯的敬拜独一的神。这注定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虽然对保罗派的人而言，堕落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还远离神，但是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教基本上不承认圣经，而圣经才是唯一能把真神带给人的启示。保罗派的人最后就消逝在山野之中，「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从保罗派到波格米勒派的传承

　　在第八世纪中叶，仍有少数的余民，他们成为欧洲大陆以后见证的种子。因着君士坦丁五世这位皇帝是一个坚决反对偶像敬拜的人，有一些保罗派的人就移民到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Thrace）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许多教会。人们就称呼这些人为波格米勒派（Bogomils）——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生命的彰显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生命会传承生命。教会乃是基督生命的表现，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别的领袖或是什么机构来维持她的存在。只要藉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一些人中间运行，在那里就必定有身体的一部份，教会就会成长扩大。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即使在某一个地区被削减，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再生长。圣经本身就能够带领并且建立神的子民、进入真理。

　　被称为波格米勒派的基督徒聚会在当时成为罗马教会抹黑的对象。自然，人们指控这批信徒违反罗马教会的许多看法，比如教会圣物和规矩。他们并不会对圣母马利亚有任何特别的尊崇，也不会把十字架的形象加以圣化，当然更不肯承认那些腐败的教士所主持的晚餐。这也就难怪他们会受到许多凶恶的攻击。另外，他们也仿佛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遭人诬告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当年罗马皇帝大声疾呼的批评基督徒道德败坏，事实上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而已。在稍后的世纪中，罗马教会本身的邪恶败坏，也促使他们批判这些所谓的「异端」。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定罪有理由保持怀疑。其实在许多地方，受到波格米勒派的影响的基督徒，人们都承认他们在生命和道德上所表现出的超高水准。他们按着福音传讲爱的恩惠，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上显明基督徒的各样美德。人们只能控告这些信徒是居心不良的行善，想要骗人入教。他们也指控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高尚舍己的弟兄生活，是因为他们误入摩尼教，认为所谓物质都是邪恶的教训。其实不论这些基督徒圣洁生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在罗马教中找不到谦卑节制的美德，都会被这些美善所吸引。

　　虽然有许多的难处和迫害，神的工作依然扩展了许多年。到了十二世纪的末了，这个运动达到高潮。在波斯尼亚（Bosnia），当地的领袖以及一万多人都加入了波格米勒派。罗马教会就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聚会的场所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华丽的大型教堂，以及许许多多精巧的装饰，反而是在没有钟楼、没有任何形象或祭坛的简单场所，甚至信徒们在自己家中聚会。圣经中有关众人都是祭司的真理，再一次被认同。会众由一群长老来治理，并藉着一些服事的弟兄们的教导而得以长进。这些教师们的生命专注于话语的服事，当地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根据基督爱的律法，教会中贫穷有需要的人也接受教会的帮助。

　　「神的朋友」快速地传遍各地，就造成了对罗马教会的威胁。可是罗马教会对这股温柔而有力的反对势力，似乎找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加以制止。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寻求匈牙利国王的帮助，在主后1203年，他们逮捕了波斯尼亚的领袖们。这些领袖被迫同意对罗马教会顺从，再一次将罗马教的习俗带进他们的土地，并且严禁任何的「异端」。然而，大多数的信徒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臣服。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满足于神的话语。他们对着神的信心并不依靠领袖们，他们拒绝服从这些约定。教皇一开始还想以和平手段挽回弟兄们，后来就开始了不断的迫害。然而，弟兄们的数目反倒日益增加。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命令匈牙利国王进兵波斯尼亚，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事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国内成了杀戮惨烈的地方，可是教会依然屹立。主后1291年又加上宗教法庭，变成了新的大恐怖，宗教法庭的官员用尽一切的迫害想要灭绝跟随基督的人，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没有间断迫害。最后，土耳其人在多次扰乱欧洲一些城堡而遭击败之后，就转到波斯尼亚，并在主后1463年占领了这块土地，这就开始了四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教统治。波斯尼亚人并没有任何的抵抗。或许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不可能比宗教法庭坏到哪里去吧！可是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神的朋友」的耀目见证在波斯尼亚就逐渐消失了。

从波格米勒派到卡特里派的传承

　　有一些「异端」的教会在黑海和大西洋之间广传。一些和在巴尔干半岛诸国的信徒相似的团体，在意大利的北部以及法国的南部特别增多。他们常被人称为卡特里派（Cathars），就是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当东方的帝国开始逼迫所谓异端分子的时候，就造成相当数目的波格米勒派的人往西方逃亡。加上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东西方的人们大量的交流。信徒无论到哪里，就会发现一些灵里相通的人，并且开始在一起聚会。无论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称呼这些人什么名字，他们其实都是由藉着交通彼此造就而开始的。

　　正如在东方一样，神在西方也兴起一些教师们，他们无畏地批判教会仪式上的各样错误，藉着传讲神的话，带领弟兄们进入新的生命。在这些教师之中，有两位特别出名，一位是在布律依（Brueys）的彼得（Peter），另一位是在克吕尼（Cluny）的亨利（Henry）。亨利是彼得晚年服事的同工。彼得早年的事迹并无甚么记载，但是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四处旅行，放胆传讲福音，直到主后1226年他被捕，在圣吉尔（St. Giles）被烧死。亨利有着天生雄辩的口才，及无惧的灵，他本人有禁欲苦行的气质及敬虔，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从主后1101年，直到1147年他死时，他是无所保留地传讲真道的。历代以来似乎改不掉的一种习性，就是每当有人领受了福音的亮光，将人由传统死亡仪式的混乱中带入圣经的教导之中时，人们就要以这些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新的宗派。人似乎永远学不会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都远大过神在恩典中所使用的某一个人。彼得和亨利，他们的讲道服事，对着卡特里派有着很大的贡献。这些信徒在主后1167年能够召开一次特别的聚会，有许多的人能够来参加在靠近图卢兹（Toulouse）的圣腓力斯得加拉曼（St. Felixde Carmen）的聚会。甚至远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长老都来参加，实在是令人惊讶。在灵里的交通所能产生的力量，真是大过许多组织上的联系。

　　格莱福的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是一位殷勤努力致力于将基督徒带回罗马教会的人士，他出生于主后1090年，成为那个时代中极富影响力的宗教家。他口才出众，精力过人，思想敏捷，并且拥有当时罗马教会中很少有的特性，那就是品格高尚，所以，后来路德和加尔文也对他称许有嘉。甚至于今日，我们还很宝贵他所写的一些诗歌。但是他是一个极端不宽容的人，他苦毒地批评攻击那些不承认有人是他们的创始人的团体，他说那种团体中的人乃是魔鬼之灵的传人。伯尔纳一生致力于赢取那些人回归到官方教会中的工作，然而，还是在主后1153年含恨而终。

尊重圣经、独立的瓦勒度派

　　「瓦勒度派」（The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中的信徒。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是由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的名字演变而来的。彼得‧瓦勒度出生在十二世纪的早期。他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他不过是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并且有过极为辛劳的服事，颇受人尊敬。事实上，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们自己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追溯回到使徒时代。那时的信徒，父子相传直到现在。很可能这一批信徒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圣经有着一份特别的尊重。他们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不会受到当时统一组织化的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的影响。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改革派，他们与罗马教派从未接触，更谈不到叛逆罗马教，这和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瓦勒度派」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知道基督藉着圣灵的内住，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只要不违背这个基本基督徒的经历，在解释圣经方面，他们是允许相当大的自由的。救赎是靠着信心，而罗马教会无权对神恩典的门，予以开启或是关闭。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受浸乃是对基督信心的见证，而主的晚餐则是对主的牺牲无限的怀念。长老在地方教会中负责，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不过，「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对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人的亮光，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所限制。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准则。任何人的亮光心得均须合乎圣经。

　　彼得‧瓦勒度乃是一个住在里昂（Lyons）的富商，有机会得到一本新约圣经的译本，受到圣经话语的感动，并且体会到基督的呼召，就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他深受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2l节所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的这段经文的感召。瓦勒度决定按照字面来顺服这段经文，他为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就把所有其它的产业分给了穷人，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有些人也来加入这个行列，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宣传基督的真理。主后1179在拉特朗（Lateran）第三次会议上，请求允许传道，但是亚历山大三世教皇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这就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瓦勒度和瓦勒度派非常亲密，他的讲道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祝福，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弟兄们原来都是散居在各个山谷中的，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主后1217，瓦勒度死于波希米（Bohemia）。

瓦勒度和方济各的对比

　　如果将彼得‧瓦勒度的服事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相比较，我们能发现许多宝贵的功课。约在主后1182年，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一个服饰业的商人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吉发尼·伯那多（Giovanni Bemadone），不过，他父母给他的名字远比不上他的小名方济各那么地广为人知。主后1209年，当他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7至14节的教训，他经历到约二十年以前彼得‧瓦勒度的感受，所以就出去传讲悔改和国度，并且自己立誓严守最绝对的贫穷和谦卑。有人受吸引来跟随他，他就立下了一些规条，其中大部分都是主对门徒的一些命令。主后1210年蒙教皇勉强的核准，从此方济各和彼得‧瓦勒度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方济各是极为热心，对主以及完善的品格有一份狂热。身体软弱，但是为了宣教的异象，他远赴埃及和叙利亚，向穆罕默德的信徒传讲基督。他当初为门徒所订立的规条，后来经过修订，就变成了修道士们的规矩。原本着重传道，反倒被募捐所取代，原本追求的贫穷，反倒成了富足。这些规则一直腐化至成了捆绑人于罗马教会权威下。方济各生前看到这些变化，使他哀痛至深，虽然后悔，可是他依然不改对教会体系的忠贞。

　　我们很难猜测，如果方济各的规条遭到彼得‧瓦勒度一样被教皇封杀的话，事情会如何地演变。很难说方济各能否像彼得‧瓦勒度一样地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从这两个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彼得‧瓦勒度的同工们对着属灵教会的见证有着重大的贡献，而方济各却成了罗马暴君控制的工具。我们不能否认，方济各和他的同仁起初也是希望能在罗马教会中发出一些复兴的属灵价值，但是，任何属灵的运动若受制于一个属世的宗教体制之下，就必定会被他原来想要改革的制度拖跨。

罗马教会镇压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禁止平信徒接触圣经

　　罗马教会对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或阿尔比派 Albigeness）的反应，在主后1229年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策。因为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高举圣经，作为一切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就知道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平信徒有机会接触圣经。他们只允许平信徒读少数的拉丁文诗篇和一些敬拜的金句，他们更进一步禁止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个决策一开始并没有彻底执行，可是却逐渐地在各地实施。主后1545年到1563年间在天特（Trent）的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只有拉丁文的圣经才是合法的圣经，并且判定，任何一个罗马教会信徒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接纳教会对圣经的解释。

　　他们这种对拥有和阅读圣经的强烈愤怒，更提醒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神的话必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段的教会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若想持有使徒时代的教会见证，就必定要把圣经放在神子民中应有的地位。罗马教会努力试着把圣经从一般百姓手中夺去，改革派从未想要跟从这种错误，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的圣经被教会制度忽略，或是以新亮光为借口而不忠于圣经本身，其实也是一样的危险。直到今日，这仍然是许多教会的问题；而且一旦圣经失去它的权柄，教会本身的意义目的和生命力也都会消失。当圣经被高举的时候，在信徒中就可恢复使徒行传中那种单纯的秩序生活和权威。

　　瓦勒度派与相近的弟兄群体运用透过一个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将圣经的真理迅速广传，教会信徒的数量显着地增加。特别在十四世纪的前半叶，他们前所未有地增长，且属灵的教导甚至影响至教会圈子以外。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及科隆（Cologne）这些城市，成了他们长期生活与教导的中心。罗马教会过份的要求，以及对人民领袖的反对，无疑地帮助了许多人，使他们眼睛得开，朝真理所在的方向去看。当世俗的权威与同情并肩站在反对侵犯自由的立场时，教会就能够在一个相当和平的世代里发展及传扬生命的道。

罗马教会利用阿奎那的神学发扬中央集权的理论

　　罗马教会当局发现，透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可以完全合逻辑地发扬他中央集权的理论。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直到现今仍相当大，他的理论也就成为罗马教会在神学方面教训的根基。他从1265年开始写一本神学的巨著，到他1274年离世的时候还未完成。他自己是一个单纯祷告的人，然而却成了极大错误的推动者，就是使得赎罪券合理化。而销售赎罪券所带来的腐败，以及道德上的邪恶，至终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根据阿奎那的理论，基督和众圣徒成就的功劳形成了一个善果的功德库，而教会可以用这些功德库，去减轻那些悔改的罪人在今生或是炼狱中因着他们罪行所应受的苦难。不久，销售赎罪券就成了可耻的欺诈手段，骗取不论贫富的人民的钱财，来中饱教会的财库和牧师神职人员的口袋。阿奎那甚至教导，除非人顺服罗马的大主教，否则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主后1302年，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更官方地确定他的教导，这就难怪一些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会起来反叛教会。当更多的男女发现藉着神的话，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这些弟兄们的聚会就日益兴旺。

　　主后1229年，在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通过让宗教法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清理「异端」程序。到了主后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是一个对教皇唯命是从的人，所以教会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要把基督徒的聚会完全消灭。宗教法庭就展开了以魔鬼般的效率全面迫害基督徒。许多信徒被迫加入罗马教会。不听从的人遭到各样的酷刑，甚至被烧死。到了十四世纪末期，罗马教认为她已经完全胜利。然而，在暴风雨下还是有避难之处。在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在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John Huss），他们的教导在那些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有些信徒为了能自由地敬拜神而逃往异国。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这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