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会的分裂，激动渴慕与神相交的奥秘派

　　更正教会因为内部激烈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罗马教会在外表上还能维持一个君主式的统一，可是罗马教会藉着圣礼和居间的神职制度，长久以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起一条鸿沟。更正教拦阻了信徒之间的交流，罗马教会阻拦了人神之间的交通。在罗马教会里面，长久以来就有一批被称为奥秘派的人。他们渴慕与神沟通，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默想的生活以及严格的操练。在罗马教中，有许多证据显明，这一批人受到崇高的尊敬，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被罗马教会封为圣人。不过有一些时期，他们也受到罗马教会严厉的逼迫，特别是在耶稣会那段日子里。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最著名的奥秘派人物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的生命直到如今还是给人祝福和启发。虽然她最后在巴士底狱（Bastille）被法国国王拘禁，她的影响力却不受限制，远超过地上的围墙。

　　更正教派之间的分裂，以及与基督徒之名不符所引起的斗争，更激起许多真诚的信徒，心里渴望能和所有真正是神儿女的人，自由地彼此交流沟通和相交。这样的饥渴在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主后1666年到1714年）的作品中表达得尤为清楚。他是敬虔运动的果子，也是菲利普·施本尔的朋友。有很短一段时间，阿诺德曾在及森（Giesen）大学担任历史系的教授，后来他放弃教职，全心投入写作之中。阿诺德对更正教主流派狭窄和不宽容非常关切，特别是他们在记载教会历史上所采取的方式，对那些把当时宗教系统主流以外的事实均全盘抹杀、或是抹黑的记载方式尤为关切。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研究了许多自古以来那些有关「旁门左道教会」的记载，他发现，那些都不是公正地根据事实而进行的记载，很多记载皆为因派系之争而进行的恶意抹黑丑化。主后1700年，他的《公正的教会与异端的历史 Impartial History of the Churches and Heretics》一书问世。在这本书里，他所注重的不是正统组织的发展，而是教会属灵运动的轨迹。他的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誉之为最有益于人的良书，也有人则贬之为遗害大众的毒草。可能阿诺德确实是相信，在所谓的异端里，有可能比名门正派还有更多的真理（他甚至认为路德派已经成了巴别塔，无可救药了）。但是，也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教会属灵的延续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是很少被人注重。

　　奥秘派最注重他们自己与神之间的相交。他们没有意识到，信徒相聚在一起的交通意义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强调内在圣洁的影响，以及加上像阿诺德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实际上要使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一起相交的渴望，将带出一种新的聚会。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聚会在德国、南方一些国家以及英国一带已很流行了。他们的观念也许不尽一致，可是他们都认定合一、以及成全圣徒，远比组织教会外面的规范重要得多。他们并不都脱离了他们所属的教会团体。然而有一些脱离出来的人就一同聚会，他们的聚会被称为「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渴望能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亮光，呼召所有的真信徒在非拉铁非这样忠心的教会中联合（启3:7-10）。这些群体的见证，带领了多人归主，其中一位令我们永远怀念的，就是写了许多美丽诗歌的捷合·特斯特金（Gerhard Tersteegen）。

敬虔主义者辛生道夫，摩拉维亚弟兄的优点与缺点

　　主后1700年，辛生道夫（Zinzendorf）男爵出生在德累斯顿。辛生道夫由他敬虔的祖母抚养成人，从小就热爱主耶稣基督，后来在奥古斯特·富朗开（August Francke）所建立的哈勒学校里，更多地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冲击。因着富朗开，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的异象和灵，这些后来对摩拉维亚运动（The Moravians）有很大的影响。主后1722年，他遇见一个以前曾是木匠的、名为基利司新·大卫（Christian David）的人。当时，大卫正在为那些他从故乡领来归主的摩拉维亚信徒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辛生道夫就邀请他们到他在萨克森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村庄，他们称之为「守望村」。五年后，他们之间一场苦毒的争执，几乎拆毁了整个的社区，所以辛生道夫自己才出面，接管领导的地位。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好领袖，不仅平息了争执，神也赐下了复兴的火炬，使得他们重归和好，在整个群众中带来了新的灵。摩拉维亚是反对路德派的，但是辛生道夫自己却是路德派的人，他受到施本尔的影响，主张教会中的教会。他们彼此妥协，守望村被称为是路德派中间的一个独立社区，并且按立了一位摩拉维亚的弟兄来负责圣礼。后来，这样的妥协终归失败，于是摩拉维亚就自己独立，从此不再从属于任何宗教派别。

　　摩拉维亚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他们的世界性宣教。当辛生道夫去哥本哈根参加丹麦国王贵斯琴四世（Christian VI）的登基大典之时，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和格陵兰的人，从那些人那里，他开始对那些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他回到守望村时，他充满了要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以及其它外国之地的热忱。于是他们就以守望村为基地，进行要把神的话语送到世界远方各地的事工。主后1732年，一批人去了西印度群岛，主后1733年，另外一批人到了格陵兰。后来陆续有人去东方、非洲以及美洲。守望村成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中心。那些宣教士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传讲福音，并且尝试在那里建立像守望村一样的社区。后来事实证明，集中管理成了事工发展的障碍，因此，这套系统必须予以修正。摩拉维亚弟兄们的强处，乃是他们中间有重要属灵的生命、而非死板的社区样板（社区的样板使得情形更为困难）。摩拉维亚弟兄的缺点，就是他们忽视了圣经对于教会样式的教导，从而导致没有足够合用的器皿，来承载属灵的生命。在新约圣经中所启迪的唯一属灵的样板，就是简单的教会规则，它适用于普世中各种不同的需要。主后1760年，辛生道夫死于守望村。

约翰·卫斯理和循道会的属灵兴衰

　　主后1735年，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见一批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之时，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练、以求赢得救赎。但他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看到一个对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品质。这在约翰·卫斯理寻找与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约翰和查理·卫斯理两位弟兄的父母是圣公会（Anglican）人，他们的父亲是圣公会的监督。（译注：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早年的训练归功于他们敬虔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h Wesley）。苏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个孩子，其中八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约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为了尽牧养的责任，时常不在家，于是苏珊娜就负起责任，她常把家里的佣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因着佣人们的口碑，这个家庭祷告会常常爆满，有时实在容纳不下，只得劝一些人离开。然而，尽管有母亲始终如一的良好榜样，以及不断地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又在诚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约翰和查理的早年岁月却没有救赎的确据。

　　他们俩人在学习上均十分出色，并双双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传道人。透过查理在主后1729年于牛津所组成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我们就能多少看见他们对宗教的观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聚在一起，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参与一些禁食和时常的圣餐一类的宗教操练。他们的观念就是圣公会的高派，他们殷勤地想藉着他们的良好行为来获取救赎。大学里的人就以「圣洁俱乐部」这样的名称来嘲笑他们，或是称他们为「循道会 The Methodists」，「循道会」这一名称后来也就用在卫斯理他们的聚会上，不过那时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主后1735年，约翰和查理俩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乔治亚。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遇见了摩拉维亚弟兄们。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国，约翰则一直支撑到主后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国，他的宣教生涯一败涂地。约翰回到英国不久，弟兄俩人再次遇见正打算由德国经由英国前往乔治亚的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波勒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赎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查理后来卧病在床之时，经历到救恩。几天以后，约翰在伦敦奥尔德斯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福音协会聚会的时候，心中本来怀有思想上很大愤怒的，后来却经历到神的平安。他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十分奇异的温暖，我觉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赎，祂给予我确据。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并且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纪英国的属灵光景十分低落，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斗争，使得良善消失、道德败坏。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亵十分流行。社会治安手段非常野蛮，监狱的情形则更是糟糕。人们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拒绝。伏尔泰（Voltaire）那些恶毒的观念，塑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国以后，就塑造了法国人流血革命的思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级的怀疑论者，他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八世纪末期贵格会人的儿子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居然道出残暴、亵渎、僭妄的话。唯理主义进入宗教的思想，讲道软弱无力，无聊道德几乎无人肯听，就是听了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子民的聚会相对地少了，就是在聚会里属灵的生命，也被昏睡的灵所遮盖。如果一个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来衡量的话，十八世纪可以算是大破产的时期，迫切地需要复兴。

　　这就是当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英国开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个信息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沉沦中提拔出来，免于崩溃，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牺牲的救赎以及圣灵重生。可是一间一间的教会都不欢迎他们，教会都觉得他们太过狂热。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欢迎他，开始在室外向一个煤矿区的工人传福音，并且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主后1739年，怀特腓邀请约翰·卫斯理来同工。卫斯理一开始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一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从来不以为可以在室外讲道，但是，许多的机会帮助他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他余生五十多年的劳苦，就是从事这样的服事。

　　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腓俩人的服事，远远超过英国列岛，怀特腓就曾六次访问美国。他们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骑马，据说卫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骑马行走之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其中的危险是不难想像的。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代，那些传道人和一些信徒在传道的途中，时常会遇见土匪，同时所到之处，各地的神职人员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卫斯理毫无畏惧退缩，神也与他同在，有时候听道的人上万，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许多刚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泪悔改，得到平安。在聚会中有人深受责备失声痛哭，并归向基督。

　　卫斯理把这些信主的人组织成一个一个的会，第一个是在布里斯托尔，第二个是在伦敦。他一直盼望这些会能够成为英国官方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分离至终仍是不可避免。因为圣公会那一套严谨的制度，容不下循道会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聚会。因着对救赎的向往，循道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们都可以持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争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聚会的地方。

　　卫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讲道，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对于这个运动毫无兴趣，无奈，卫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来发展这个组织。不过，他还是不允许没有被按立的人来主领圣礼。当循道会来到美国之时，因为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循道会的会友无法领用圣礼，于是这就成了问题。卫斯理又无法说服英国圣公会为美国循道会按立牧师，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这样，就使得他的会和官方完全分离。在英国的传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宗派。

　　卫斯理发展出一个组织叫做「大会」，来控制整个的运动。他把工作分成许多的「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他的监督，在监督之下又有一些巡回的传道人。任何一个在会堂里讲道的人，一定要先经过「大会」的核准。由于「大会」是由神职人员组成，他们自然很看重他们的权力，并且妒忌地保护各样的特权。这在循道会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中间造成了分裂，属灵的衰退，后来则影响到整个的运动。如果今日约翰·卫斯理微服寻访一些循道会的教会的话，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仍欢迎他，因为他们不会要他的那种「火热」。

　　查理·卫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担许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遗留给教会最大的财富还是诗歌。他一生写了超过六千首的诗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诗本中会没有他的作品。查理·卫斯理的诗歌不但表达出极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诗歌并且有极丰富圣经主要教义的解说。主后1788年查理过世，享年八十；约翰则在主后1791年过世，享年八十八。

不建立宗派的乔治·怀特腓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早年和卫斯理是很不一样的。主后1714年，他出生在格洛斯特（ Gloucester），他的父亲是一个客栈的主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生长在贫穷的环境下，他很勉强地维持他的教育。然而，主后1733年，他竟然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他经历了很愤怒的灵魂之旅。他加入了卫斯理的「圣洁俱乐部」，藉着禁食和其它宗教操练，以寻求与神的和好。主后1735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亮光显明出来，他经历到重生大能的改变。同年，他被官方教会按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从一开始，就显明出他卓越的传道能力。他处理罪的问题、以及他反对官方教会藉着洗礼得救的教导，给他自己招致了许多的讥谤，并且使得很多教会不欢迎他。可是，许多人因他的讲道而真正得救，大批的人涌来听他的讲道。

　　尽管乔治·怀特腓是一个圣公会的人，而且生长在一个非常强调对着宗派忠贞的时代，宗派对他却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他和卫斯理兄弟很不一样（卫斯理兄弟一生都无法除去对官方教会的偏爱）。他虽然被英国官方教会禁止讲道，然而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他在乡野之间对着许多根本无法接触正统教会的人讲道。约翰·卫斯理后来也开始室外的布道大会，就是受怀特腓在布里斯托尔向矿工讲道的影响才进行的。

　　怀特腓发疯似地行遍了英国列岛，主后1770年去世之前，他曾经六次到北美洲传道。他在大西洋两岸都留下了长远的属灵的影响。他的生死之交约拿单·爱德华滋（ Jonathan Edwards）也是大为主用的人。怀特腓的神学是非常偏向加尔文派的，而卫斯理却是非常倾向亚米念派。他们曾经一度因这些歧见，而在信件往来上有不少矛盾，然而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能经受许多的风暴，仍然维持得住。两个人都宣告因信称义，两人的讲道都是大有能力。许多听卫斯理讲道的人决定去跟随主。许多听怀特腓讲道的人发现主拣选了他们。怀特腓不像卫斯理那样成立自己的宗派，但是有许多的人因为他服事的结果，而真正在基督的脚前顺服。

卫斯理和怀特腓带起的复兴

　　十八世纪的卫斯理和怀特腓所带出的复兴，并不藉着任何宗派成形，因为属灵的祝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循道会或是圣公会。这个复兴影响了整个的英国和美国。由社会层面来看，对于当时社会丑恶的虐待行为有了觉醒，人们开始决心起来对付这些问题。例如奴隶买卖制度、监狱的不人道情形。因为基督重生的工作，使得神的爱能照耀在人们的心中，成了这一些改革背后的动力。由属灵的层面来看，一个对神敏感的心散播到整个国土上，就结出宣教上的美好果子，产生了伟大的宣教先锋，像去印度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去中国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去南太平洋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同时，这样的复兴也预备了去承受即将来临、回到圣经原则单纯的基督徒聚会。十八世纪的复兴再一次强调，极为需要藉着信心得救的经历，因为重生是一切其它更进一步启示的基本。那些宝贵的启示不会经由组织化的教会、甚至不会经由卫斯理所服事出来的循道会而带出多少的信息，而是因为卫斯理和怀特腓对圣经的尊重，影响了许多人重生的经历。

哈尔登带起的复兴

　　苏格兰在乔治·怀特腓等人的讲道之下，曾经有过复兴，然而在组织化的教会中，兴起的新派阻挡福音的教导，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拒绝神迹以及主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祂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之下，有两个兄弟却为神所使用而带来更多属灵的亮光，他们就是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兄弟（Robe and James Haldane）。他们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富有的家庭。俩人均在海军服役。重生之后，俩人均成为圣经的学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又没有被按立，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能够进入讲道的事奉。但是他们渴望能传讲福音，他们仰望神开路，神就做了。杰姆士·海顿和一些有相同异象的人一直走到北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s），只要有机会他就宣讲好消息，不管是在教堂里面，或是在室外。成千上万的人涌来听他们讲道，圣灵在许多人的心中做深层的工作。

　　当然不会没有反对的麻烦。许多人为着一个没有被按立的人竟敢讲道而表示愤怒，特别在官方的教会立法禁止任何没有执照的人讲道，就是去听这种讲道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这就更怂恿了人们反对这些没资格讲道的人。但是神的工作还是继续往前。哈尔登兄弟以及他们一同为福音劳苦的同工，看清了官方教会属灵光景的低落，他们这些认识基督的人，就有紧急的理由速向失落的人传讲福音。单单只有神尊重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祝福，使得他们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帮助已经得救的人，也成了当务之急。他们已经尝到官方教会对于他这些没有执照的传道人所有不愉快的对付，他们对于官方教会信徒和非信徒的混杂非常迷惑，他们觉得神不能在相交根基缺乏属灵生命的情形下建立祂的子民。在认知这个事实之下，他们觉得应该离开官方教会，而跟那些在生活上显出重生证据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于是就在爱丁堡成立了第一个这样的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人聚会，他们按立詹姆斯为牧师。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对于主的带领抱着开放的心态，他们承认圣经是神子民生活上的规范，也是聚会方式的指导。当圣灵赐下亮光，他们就顺服，盼望教会能按着圣经而行。当圣经中的原则渐渐地明晰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开始每一个主日围绕在主的桌子前聚会，他们只接受信徒的奉献，任何由圣灵带领的仆人无论背景如何，他们都愿意有交通。

　　哈尔登兄弟自己是在长老会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他们原来是给婴儿施浸的，后来他们看出，这样的做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因此他们就拒绝再给小孩子施浸。他们自己也再一次领用浸礼。然而，哈尔登弟兄很清楚地看见洗礼并非相交的基础，他们拒绝把教会里受过浸礼和只受点水礼的人分开。他们中间有一小部份人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最后从他们中间分裂出去，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痛。幸好大部分的人仍继续留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哈尔登兄弟的服事不仅在爱丁堡建立教会，他们也在其它传福音有果效的地区建立教会。

　　罗伯特·哈尔登的服事最远影响到日内瓦。他一直就盼望能把福音传到远方去。主后1816年，他跨渡海洋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神开路让他在家中有二、三十位神学生和他一起研读圣经。日内瓦曾经是许多圣灵亮光的中心，然而不幸的是，她日渐远离了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家所传讲的真理。一元论主义给教会的生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日内瓦学院的神学生对于神的话、以及恩典的教义一无所知。罗伯特·哈尔登发现他们有极大的需要，于是就开始对在他家中聚会的这一群人讲解保罗写的罗马书。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到今日仍被人认为是经典之作。这些神学生对哈尔登品格中的恩慈深感震惊，他们对他在圣经上的知识、和他对圣经的信仰更是叹为观止，难怪神的话语被如此清楚的述说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不但从印出的纸张上读到神的话语，更从这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话。宗教当局对于哈尔登的服事极度不满，然而他们却无力禁止他，他们于是就对付那些跟随这样信心的人。有一些人被官方教会驱赶出去。于是他们就自己开始聚会来纪念主。在日内瓦，哈尔登所服事的人中间，有一位特别蒙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给讲法文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就是让-亨利·梅勒·达比涅（Jean-Henri Merle d’Aubigné），一位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流畅的笔法和属灵的洞见，使他所写有关改革运动的著作在上一个世纪广受欢迎。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的服事，对于在北美洲回到新约原则的运动也有间接的贡献。十九世纪初，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年轻人，当他正准备自己接受长老会的按立之时，有机会在格拉斯哥（Glasgow）接触到哈尔登的教导。听后，他只好重新来评估他以前怀疑过的神学立场，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彻底改变。

　　亚历山大·坎贝尔的父亲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一直是长老会在爱尔兰的传道人。主后1807年，亚历山大·坎贝尔迁移到北美洲，定居在宾夕泛尼亚州。他在那里研读圣经时，知道信徒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只应该按照神的话，做为信心和行为的准绳。所以他决定离开长老会。后来，托马斯·坎贝尔的家人从英国来和他相聚之时，他们父子才发现神的灵分别带领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他们开始一起服事，主后1811年，他们在宾州的布鲁舒仁（Brush Run）成立了教会。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肯塔基的伯通·史东（Burton Stone）也是长老会的传道人，神也是以相似的方法带领他，他们的聚会在多处广被建立。这些以及许多对神忠心的仆人，劳苦的果效一直保留下来。但是宗派的灵还是会死灰复燃，今日一个大宗派称为「基督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单纯的基督徒在宾州的布希帖聚会所留传下来的。

　　哈尔登兄弟的服事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只要基督徒愿意以一个打开的心志和顺服的灵来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会被带回到新约时代教会聚会的单纯中。罗伯特·哈尔登在日内瓦并没有尝试要把他在爱丁堡的服事重复一遍。他在日内瓦主要的抱负就是讲解圣经，结果一样会在那些肯读主话的人中间，把他们带回到哈尔登兄弟多年在爱丁堡所看见的亮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