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见证广传

达秘(J.N.DARBY,另译达尔比)

  约翰·尼尔森·达秘的经历和教导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是因为他在恢复到基督徒聚集的基础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也因为他后来持有的某一些错误观念给教会造成严重伤害。一个人可以是完全献身于真理,具有属灵的洞察力,并且才智出众,但是他依然与一般普通有限的人一样。他具有逻辑上一贯性的动机,就是要求将所看见的真理付诸实施,并且要绝对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自己的教导。然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他似乎就是如此的专注,以致于对路边的警告标示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地已经误入歧途。达秘的一生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献身给主的人,当他的心思完全被一个“原则”所囿而成了固执己见时,他甚至会为了所谓的原则而牺牲教会。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达秘早年的工作,他一开始就跟在都柏林的信徒们互有来往,后来在各地以及欧洲大陆进行广大的服事。主后1838年,他应邀赴瑞士讲法语的地区进行服事,在那里他的浩大恩赐广为显明。当时理性主义已经渗入大部分的有组织的教会以及各地的官方教会,神的许多儿女都在渴望有人能来传讲神的话语。先人的努力已预备好了一片广大的心田,例如二十多年前,罗伯·海顿(Robert Haldane)在日内瓦所带领的查经,因着海顿的辛勤耕耘,一个聚会由此诞生,这个聚会则是达此后来进行团契相交的所在。

  也有人从撒母耳·佛利奇(Samuel Frohlich,另译弗若列池)的服事中获得祝福。佛利奇早年曾就读于神学院,并且决心投身理性主义的行列。他二十二岁那年,即主后1825年,却经历了个人对基督的信心。他被瑞士的官方教会按立为传道人。然而他的福音派信仰以及他研读圣经所得到的亮光终于导致他被官方教会开除。他长途跋涉远到施诺施堡传讲主的话语,直到主后1857年他去世时为止。他的影响力则达到更远的地区。因着他的服事而形成的那些信徒的团体,以及受到他影响的团体均被称为拿撒勒派(Nazarenes)。他们遍布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延续到黑海。佛利奇在大型有组织教会中痛苦的经历使得他对那些表面虚假的基督教勇敢地进行猛烈的抨击。在东欧以及巴尔干(Balkans),拿撒勒派一直遭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以致他们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关闭排他的心态,这种心态的表现就是认为在他们之外少有人能得救。尽管身处困境,他们仍然能安静地依靠主,这就成了在他们四周的人对神的恩惠一个美好的见证。

  达秘在瑞士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发挥他的恩赐。在洛桑(Lausanne)与一批信徒在一起聚会的那段时期,他发展出他那一套颇为出名的教导。

  达秘认为,历史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时代,教会如今已经进入毁坏的时代。每一个时代中,神与人均有一套不同模式的关系。他指出,在每一个时代中,因着人的罪恶或是对神旨意的违抗,神在那一个时代的目的就遭破坏。例如在赐律法与人的时代,以色列人却弃神而去拜金牛犊。神原本的计划是要以色列人都做祭司(出 19:6),然而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神的目的不能成全,所以祭司就只能由利未一族出来担任。根据达秘的看法,整个时代就因此被毁。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教会时代。最初神依据祂自己的原则来设立教会,可是后来因着使徒们的犯错,教会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神的心意不能成全。达秘认为,只要开始犯错,那一个时代就永不能恢复。

  达秘这种观点所引起的困惑就是,神好像永远都处于失败之中,只有极少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在每一个时期苟延残喘。人持续不断地不顺服神,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神的目的绝对失败,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尽管以色列国大部分人均弃绝神,然而神仍有余民,神仍能够藉着这些余民进行祂的工作。世界确实一直在变节背叛神,它正等候神最后的审判,然而神圣的目的并不会因此就被毁灭。教会这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是在这背叛神的黑暗中悄悄成型。尽管珍宝藏而不露,然而它却依然存在。十字架就是胜利的标志,不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只要我们高举基督,就能得胜。

  达秘的错误根源似乎是因为对教会本质的误解,他认为教会乃是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而各地的这些聚会的总和就构成了地上的教会。虽然我们今日提及教会一字时有许多不同的意思,然而圣经却从来没有称呼各地聚会的总和为地上的教会。教会的终极意义是超越时空的,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均在其中,教会在地上的表现,仍是每一个信徒自己与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而这些信徒在圣灵的维系之下彼此相交。达秘把永世的教会和地上各地的教会维系起来,形成一套大公教会的体系,他似乎背弃了他当初与都柏林的信徒相交时的立场,反而步入他分离出来的组织教会的原则之中。

  在达秘的眼里,教会已经成为过时的产物,现在已经处于毁坏的光景之中。如果我们认同他的看法,认为新约的教会和所谓的教会系统是同一个的话,我们就必须认同教会是在毁坏之中的看法。可是只有在第一个五旬节后短暂的时期内,新约中真正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教会系统,以后就不再是了。如果教会真的已不复存在(过时),那么信徒该做些什么?达秘认为,他们不应该只是模仿使徒,而应该到圣经中去寻求对于这样情形应有的反应。必须先承认毁坏的光景,然后与世界分离,而跟其它信徒联合在一起。然而达秘指出,尽管教会系统也许已被毁坏,然而那些永远不变之祝福的原则依然存在。信徒必须回到这个立场上来,让主的同在能在祂的子民中间行使祂的权柄以及管教。“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自然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这些永远不变的原则也是当初使徒时代教会的原则,我们若能遵循这些原则,岂不是就能重建教会吗?达秘不肯承认这种新的聚集就是教会,因为这点,后来他的一些教导就导致了许多令人心痛的分裂。达秘觉得,如果教会真是基督的身体,他就会完全委身在其中。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聚集不是教会,那么就不能强烈地要求委身,所以若有什么理由,就可以和这些聚集分开。

  虽然达秘反对成立教会,可是两三个人的聚集,他却主张可以行使教会管教的权力。那些有恩赐服事神的人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但是这些人不能称为长老,因为达秘不承认有救会,当然就不应该有长老。这些聚会拥有各样维持秩序、行使管教权力的“工具”,可是却没有责任感,也没有因为知道神在建造他的子民,而进行那么彼此委身的承诺。所以日后很容易产生分裂,这就不足为奇了。以这些“工具”(译注:如负责弟兄)来负责聚会的做法,其实是违反了达秘反对模仿使徒的教导。理论上,他是明白在教会时代使徒的职份是短暂的,可是在实际上,他其实就是以一个使徒自居。他认为使徒或是使徒的代表,才有权指派长老,这种的看法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这样的作法,使徒就成了联合许多地方教会的权力中心。前一章中我们看到达秘如何对待毕士大的问题,他把整个聚会开除(与之断绝往来),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直到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分裂造成的恶果。达秘之所以拒绝毕士大就是因为他自己当初偏离了基督徒聚会的立场,反而步入了一个不合圣经的体系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是他自己当年所反对的。

  根据达秘的教导,新约圣经对当今的世代已不适用了,因为新约圣经中许多的教训是和教会有关的。如果教会不复存在,那么这些教导还有什么意义呢?并不是他或是他的跟随者曾经否认过圣经的重要性。正如同他们可以拒绝教会的存在,却又采用了教会秩序的原则一样,他们也采用了新约许多教导的应用,而否认那些教导原本所指的环境与教会。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他的教导,人们更多注重别人变节叛道的错误以及如何来毁灭那些错误,反而没有注意他们所应该注重的见证。这也就致使他们日渐丧失成长的能力。

  尽管达秘有这些错误,但是请不要忽略他正面上有许多良好的服事。他钻研圣经中的许多真理,并且藉着属灵的能力释放出许多的亮光,为人带来极大的祝福。从法国到南方各国,一直到意大利,许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专心研读主的话语,主的再来,圣洁的生活以及见证给予人们很大的鼓舞。达秘非常强调圣灵的自由。圣灵能够藉着神的子民说话、行事。他提出的教会已毁论对见证有影响,但是他强调圣灵的自由却是能扩大见证的范围,而且圣灵总是引人进入各样的真理。一个人的一些不正确想法是不会长久地独控大局的,圣灵会兴起别人去加以改正。

  达秘的生平中最大的悲哀就是他顽固地反对那些与他看法相左的弟兄。他原本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一但跟与之意见相左的人讨论属灵方面的原则时,所有的恩惠都远离了他。毕士大事件以后,他和乔治·穆勒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恢复,尽管有人曾经尝试过在其间周旋推动和好,可是穆勒似乎已经不能再信任达秘了。这也可算是人性的一种反映,这样的两位伟大的人居然成了陌路。直到达秘在主后1882年去世时他们都没有和好。穆勒在主后1898年也进入到荣耀里。我们相信他们现在是合一的。

安东尼·诺瑞斯·顾福(ANTHONYN011JRISGROVES,另译葛若弗斯)

  当顾福离开都柏林之时,他还是想加入教会宣道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圣公会传道会),不过他只想以一个平信徒的身份加入。然而他后来发现,如果他加入宣道协会,他的服事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他也无法行出他藉着读圣经所看见有关教会的真理。当他完全信靠主会供应他的一切需要之时,他与在英国的信徒们一同祷告交通以后,他终于在主后1829年与他的妻子家人,经过俄国的南方前往巴格达(Baghdad)。途中他们遇见许多不同的聚会,在这些相交中,他们得到许多的鼓励和祝福。在巴格达的工作开展以后,在那些聚会中间,他有很多的机会作见证,而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宣教队很快就经受严峻的考验。

  主后1831年,战争的谣言开始蔓延,瘟疫在巴格达开始流行。人们在恐惧中纷纷逃亡,却又遇上入侵的军队。一半的人逃离出去,剩下一半人则留在城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之下死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幼法拉底河又洪水泛滥,连绵数里的农作物均被淹没。后来洪水漫入城内,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洪水卷走,粮食奇缺,许多带菌且又饥饿的难民挤在剩下的小小干地上。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就有三万人死亡。当瘟疫的最高峰过去之后,顾福的妻子也病倒了。一切人为的努力亦无济于事,不久以后她便与世长辞,他们在巴格达出生的最小的儿子不久也夭折了,仅仅剩下顾福和两个儿子。

  当洪水退去、瘟疫过去之后,乱军又来围城,法律秩序均遭破坏,强盗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直到城市被攻占以后才渐渐停止。顾福他们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地势较高之处,所以他们逃过了水灾。不过他们身在大环境中,面对一切难以形容的惨剧和悲哀,他们都深受其害的。虽然他们的房子多次遭受攻击,但是主却保守他们不再多受什么身体上的伤害。我们不难理解顾福心中的悲痛和所承受的试炼,尽管他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再加上他们劳苦的服事也停了,妻子和孩子亦失去了,顾福对着主的委身和信心还是没有动摇,顾福这样写道:“在任何的情况下,祂仍然是一位无限慈爱的神。”

  主后1832年,艾德华·孔宁医生(Dr.Edward Cronin)和约翰·巴尼(John Parmell,另译柏纽尔)两位在都柏林聚会的弟兄来到巴格达。他们原本是与法兰西斯·牛顿一同有交通的。他们拥有一段非常快乐的相交时光,同心传讲神的话语,多人因此得救而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翌年,顾福前往印度,在印度进行他最有果效的劳苦事奉。他与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工程师亚瑟· 卡通(Arthur Cotton)同行,卡通的才干降服了卡达瓦瑞(Godavari)河的水势,给卡达瓦瑞三角洲带来了肥沃的耕地。

  顾福渴望见到恢复合乎圣经立场的基督徒聚集,他认为在印度这种国家最容易实现,因为在印度,宗派主义还没有深入人心。他认为宗派主义是传福音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克服宗派之见,他寻找所有是神儿女在一起的相交,维持着一个简单而又合乎圣经对教会真理的见证,单单来顺服神的话语。他个人的生命和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顾福对圣经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是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切身的认识。他的恩慈和对主无私的委身,因着他在米索波大尼所经历的苦难而更加成熟。他那深沉属灵的远见,使得他能越过许多事物的外表而看到真正的祝福。他能够给人一些明智且又具有建设性的帮助。他的友谊和帮助颇受人重视,但是他小心翼翼避免成为一种派系,他只盼望属基督的人能够单单地仰望主。本来传福音以及圣徒之间的相交在印度并不是很普遍,然而随着工作的推广,那些宗派组织开始进行强化控制。每一个团体又开始慢慢地只关心对内的事工了,从而渐渐形成西方的宗派制度。顾福清楚地看见这种邪恶,于是他就凭着持续不断地传讲真理,热心地想要阻止它的发生。然而他发现自己却多遭误会,被人诬告为自以为高人一等,有人还说他试图破坏教会组织的稳定性。他同时也为着一些宣教士在与寻求真理的人看法不能达成一致这一点深为痛心,他决意不让因着他自己与当地人的任何差异从而拦阻了神呼召他的事奉,导致不能多结果子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直到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他结下的许多果子。

  顾福在访问英国的途中再一次结婚。回到印度后,他就一直住在马德拉斯(Madras)。他觉得他应该像保罗一样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重操牙医旧业,并且同时也一面宣教。当他尝试去帮助一些宣教士时,他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批评,不可能有果效地合作。他就离开马德拉斯到了汽图(Chittoor)。顾福在那里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也得到了许多的鼓励。他拥有快乐的秘诀,他能够与每一个人融洽相处,他的态度谦和,从不以为高人一等,在他每日的工作和基督徒的见证上也是平易近人。他期望能显明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应该服事主。顾福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几个属神的人身上非常明显,他在这些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就足以值回他在印度这些年的劳苦,从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们产生出来一股生命的潮流和祝福,推动着神在印度的事工,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顾福的同工中最出色的首推维克特·阿楼拉彭(Victor Aroolappen)。阿楼拉彭的祖父原来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后来由哈勒来的敬虔派宣教士桂思青.席瓦兹( Christian Schwartz,另译史瓦茨)带领他相信主耶稣基督。阿楼拉彭自己从小就在福音的环境中长大,他和顾福的交通坚定了他的信仰,并且使他在内心中明白圣经里教会的真理。他是一个能力出众且又满有恩赐的人,他拒绝了许多宗派组织要他加入的邀请,而在南印度一带各处传讲神的话语,并为之带来了长远的祝福。他劳苦的果子,历代以来更多加增,神在他的后代中兴起多位具有相同之灵的人来服事。圣灵藉着他们在各地呼召许多的聚会,直到今日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美好的见证。

  主后1853年,顾福前往英国的贝斯托拜访乔治·穆勒,并在他家中去世。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顾福对于达秘的教导的看法。他一生对达秘非常尊敬,但是他却注意到达秘的教导所可能造成的潜在危机。主后1836年,他给达秘写了一封信,他坦然地道出他的担忧。他认为达秘已经偏离了自己原来的原则——交通的立场是在于拥有基督的生命。达秘周围的人愈来愈趋向以具有相同教义或具有相同属人看法为相交的基础,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久就会步入当初他们所离开的宗派一样的邪恶光景中。这一担忧不幸居然成了应验的预言。这一方面也显示出顾福辨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主的子民的聚集相交的范围永不可以比主自己相交的范围狭窄。

  十九世纪有两股力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就是藉着圣经公会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另一个就是无宗派的信心差会的兴起,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难以估计。各样宣教工作最主要的工具当然就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当圣经被译成更多种语言的时候,就是没有组织化的宣教工作,圣经本身也能成就许多属灵的工作。这方面最特出的例子乃是在主后181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CzarAlexander1)准许英国以及外国圣经公会在他的辖区以内许多偏远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反对分送圣经的势力有时非常强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由当权的东正教教会的迫害最为厉害。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逼迫,然而俄文圣经以及其它文字的圣经到包斯维克司(Bolsheviks,另译布尔千维克)上台以前还是在俄国自由地分送。

  福音的话语曾经藉着一些门诺派(Mennonite)的殖民地传到了俄国。然而这些社区大部分均与世隔绝,他们从政府获得特权及宗教自由,而条件就是他们不得劝俄国人改皈宗教。圣洁的生活加上一些个人见证对许多人无疑具有影响,可是更多的是许多人因为直接读神的话而成为信徒,并且分散到帝国许多偏远的角落。他们不接受任何宗派的称呼,他们彼此称为弟兄们,别人给他们起一个绰号“死党”,原文的意思就是“去聚会的人”。这是从德国来的殖民地中间开始传出来的名字。

  对俄国人,阅读圣经带来属灵真理的启示和能力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他们在传统东正教里死气沉沉的形式和遗传中长大,他们对于神以及基督改变生命的能力一无所知。圣经启示基督,当人们看见祂之时,他们就因此获得重生恩典的触摸。因为在俄国的教会中可以自由的阅读圣经难,但是不允遵行圣经的教导,因此这些信主的人惟有离开教会,自己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他们热心地遵守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注重受浸和主的桌子。旧有的牧师传道制度完全被摒弃,而按着圣经他们在中间兴起一些长老。他们也发现神依然给每一个人一些恩赐用来建造教会,福音得以广传,纪律得以维持,圣徒得以建立。

  沙皇统治下大部份是下层的农民,可是圣灵的工作还是进入社会各个不同阶层。有一些贵族开放自己的家门给赖斯达克(Radstock)来带领查经,藉着他清楚的解说圣经,许多人信主,福音就藉着那些因信基督而生命改变的人更加广传。还有一位毕代克(Baedeker)博士,他是一位出名的导游家,他并不只是对地理有兴趣,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上一个世纪逼迫最剧烈的期间,他仍积极地把圣经分发到俄国的许多地区。

  俄国一向是以政府和官方教会联手来控制及压抑任何的不满情绪的。主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政府以暴力来镇压,任何对临时政府或是官方教会的权威不顺从的人,均遭灭顶之灾。信徒不准自行聚集,若有人私下秘密聚会,只要被抓到,聚会便被勒令解散,当事人被课罚重金,被判入狱甚至流放到边疆,但是这些都成了广传福音的手段。主的子民到哪里,就在哪里做见证,并且把圣经也传到哪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要除灭“死党”,他们剥夺了有“死党”成份的人好的工作机会,不允许他们自由地迁移,甚至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交给忠心于东正教的人去抚养,或是交给东正教的牧师去管教。

  尽管如此,圣灵的工作还是持续不断。主后1905年,当政府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时期,各地方隐藏的团体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可惜的是自由时期相当短暂,主后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神的子民又一次受到残酷的迫害。主后1917年,俄国革命展开了一场新的恐怖,扫遍旧的俄皇及更正教的败瓦颓垣,无神论成了全国的信仰。可是福音永远不会被来自人短暂的力量所灭。这些年间,从波罗的(Baltic)海岸一直到中国的边界,经过复活基督重生的大能使得各地都有一些生命的见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各种非宗派的宣教差会在各地兴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欧洲以及北美。他们接受主对门徒大使命的挑战,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将拯救的信息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些“非宗派信心会”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会,他们自己在原来的国家都是和组织化的教会分别出来的。这些信心差会可以说是对着宗派主义的一个控告,他向许多在教会圈子里的人们表明,如果教会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一定要放弃宗派的思想。有一些差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教义上偏向某一种教导,比如有人强调卫斯理的成圣观,但是大部分的差会仍是由不同看法的信徒组成,他们因着重生在基督的家庭中而彼此联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恢复到新约时代教会那种单纯的基础上,他们见证出圣经的事实就是信徒因信而重生,这是基本属灵的合一。服事和交流都绝对不是建立在神学细节上的统一看法。

  这些信心差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献身、劳苦及牺牲带来了基督重要的见证,神的所有儿女都应该为此献上感恩。他们那种无私的服事只有在永世才会完全彰显出来。从另一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没有弱点,今日公认的,在宣教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建立起合乎圣经那种简单的教会,绝大多数建立起来的教会均为西方社会那一套宗派系统的翻版。令人遗憾的是,不但那些原本就以宗派为范本的宗派组织的宣教士如此,许多有圣经基础的宣教差会也步其后尘。宗派的遗毒在西方基督教圈子中实在是太深,以致于他们在外国的土地上还是建立起他们差会的“宗派”(译注:作者指非宗派的差会所建立的教会成了新的宗派)。

  当然,世界各地基督徒见证的表现并非仅限于此。正如从使徒时代开始以来一样,真正的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神透过祂的话语工作之时,就有人来承接神圣的生命,乐意遵守祂那照耀人们灵魂的话语,并且学习按照使徒行传中那样单纯的方式聚集。就在今日,世界各地依然有这样的教会,而且数目日渐加增。他们也不见得就是组织化的宣教种子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但是多少是受宣教士影响的。教会不应该是属地的,也就是教会不应该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种族的产物,教会乃是神话语的产物。无论是由白人、还是由黑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均无关紧要,只要忠心地传讲永恒的真理,自然就会有真正的教会出现。所以如果说是某一个国家努力所产生的教会,那是骄傲及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真理——十字架已经把人类之间各样的藩篱除去,教会是超越种族的,其本质是永恒属天的,只要有人被拣选出来传讲神的话语,就会产生教会。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教会的属灵运动之时,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神的灵工作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孤立恩典浇灌的个案,每一个属灵的运动的开始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并且看得出是神选择许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来看见真理和亮光的一部分,而这些看见的总和最终才导致教会见证的恢复。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全身“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16)今日圣灵在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他奇妙的工作,这些运动的源头都不是某一个人,乃是神自己。当然神是使用人来成全祂的旨意,他们的根基是圣灵的生命,准绳是神的话语,相交的范围不是以国籍为限,乃是以教会为限。什么时候他们被局限在一种单一的民族之中,他们就成了一个派系。

  在当今的日本,影响最深远、意义最重大的属灵运动是与一位名叫内村监三(Kanzo Uchimura)的人有关。内村监三的父亲是一位武士(Samurai)的学者。内村监三出身在东京,他在北海道(Hokkaido)的札幌(Sapporo)读书的时候就已接触过福音,他决心要做一个基督徒。然而在多年以后,当他到了北美之时,他才真正经历到重生,并因着信靠基督有了生命的关系。那一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当他返回日本之时,他心中满腔热血极欲将福音简单的话语从各种宗派的纠缠中释放给他的同胞。

  内村监三是一位说服力极强且又多产的作家,他主编并且投稿多份日文和英文的杂志,但是他最出色的工作还是鼓励人在一起查考圣经,并且一直坚持到他在主后1930年去世为止。他在东京带领一个这样的聚集,这样性质的聚集,或是租一个地方,或在城市,或在乡间,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可达数百人,每一个聚集都在追求透过神的话语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这些聚会被人称为“米友开”(Mukyokai)就是“非教会”的意思。当然这不是拒绝圣经中教会的事实,乃是拒绝那些离开圣经组织化的教会。内村监三相信宗派的复杂体系已经把圣经中教会的真义掩遮了,教会的合一不是在信条、形式或仪式上的统一,乃是在于那些接受基督新生命的人简单的聚集合一。

  与内村监三有关的团体都是完全独立的,这在上次战争中尤为明显,因为日本政府必须一个一个地来处理,而其它的教会,政府则可以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大组织以便控制。从外界来看,流行的眼光是把这些受到内村监三影响的聚会归成一个宗派,在内村监三在世的年日,人们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聪明的人的工作,而且非他不可。主后1931年,日本宣教年鉴上有一篇由海克门(Heckleman)撰写的、名为“在日本非教会的基督工作”的文章说“内村监三到死为止所带领的独特查考圣经,个人经验以及发行查经杂志,这份工作目前已经停顿,也许必须另外寻找领袖,现在很难预测将来会如何发展。”在内村监三死后三十几年再来看这一份文章则更为有趣,因为如果在1931年他的工作已经停顿,那么今天一切早就应该消声匿迹了,然而今日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一工作绝对没有停顿。毫无疑问,他的服事在日本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基督徒事工。尽管历经争战,他仍然生存且继续成长,因为这样的服事不是出于人的经验,乃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话语上。

  很明显,许多人效忠二十世纪的物质主义,但是福音在这个世纪中也是史无前例地得以广传。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属灵大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同时在许多国家中,有许多的人正在寻求恢复到使徒时代在基督里聚集的单纯。我们单单就着神今日在这方面的作为就可写一本书,我们深信总有一天这日子将会来临,那样的书一定会被写成。可是在目前就让我们去智慧地观察神的工作,而不要给神所使用的器皿太多喝釆。我们生在一个极度重视技巧以及人自身本领的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遗憾的是,就算是神的子民也难幸免,他们很容易把原本应该单单归于神的荣耀给予了人。我们太容易注重一位先知远超过神所托付的话语。只有当先知离去以后,神的话语却依然留下满了能力的权柄之时,我们才能确切知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