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改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彼尼宁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崔建,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彼尼宁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 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集,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 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 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 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者们也都在那里”(徒 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 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尤西比斯(Eusebius)曾参考一些资料,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尤西比斯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ll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他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捷径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1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t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王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1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1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 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English A.V.)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藉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a regime of clerics),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the baptism of infants),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下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禄皇帝(Nero)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藉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禄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禄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藉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禄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Polycarp)。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史帕提玛(Septimius Severus,另译瑟皮提母)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修(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德(Goths)、东面遭撒散尼(Sassanids,另译沙撒聂)的攻击。德修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另译丢克理田)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迦利吕(Galerius,另译加利流)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底尼提(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